2016年3月19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经济峰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美国兰德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迈克尔·里奇，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博森，查塔姆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雷特等就“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智库”展开对话，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主持会议。

　　智库发展需要怎样的外部环境？

　　推进智库发展，需要体制、政策保障。张军扩认为：“社会需求是智库发展的重要土壤。要进一步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建立政府决策与智库咨询的常态化、制度化联系，从制度上保障社会对智库的需求。要为各类智库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实现优胜劣汰。”

　　他进一步指出，“智库发展需要相对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要从思想观念上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重理轻文、重硬轻软倾向；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鼓励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鼓励实事求是、说真话。”

　　他认为，“缺乏必要的信息、数据资料，是当前制约智库研究的最大因素之一。要建立充分有效的信息、数据发布和披露制度，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基础上，按照负面清单原则，进一步推进政务工作公开化、透明化。最重要的是建立与智库发展内在要求相适应的管理体制，特别是要进行人才、经费、内部管理和外事管理四个方面的改革。”

　　智库发展存在的误区

　　郑永年认为，智库发展容易陷入9种“廉价的方法论”误区，从而无法生产出有效知识。“一是知识道德化，不关注政策的可行性，而是重在抢占道德制高点；二是知识权力化，研究工作主要是论证权力执掌者的话语；三是知识金钱化，研究工作以追求物质收益为目标；四是知识名誉化，研究工作以追求批示为目标；五是知识神秘化，将无法解释的问题理解为外部阴谋；六是世俗主义宗教化，影响政策研究；七是社会问题政治化，将个别现象上升到政治高度，影响对大局的判断；八是知识娱乐化，过度依赖社交媒体使人们难以理性思考；九是知识虚假化，说真话应该是智库研究的首义，追求影响力在其次。”

　　李扬就中国智库的具体情形向郑永年作了回应：“中国官方智库发挥作用的渠道和国外不同。以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为例，常年有专家参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文件起草工作，包括‘十三五’规划、政府工作报告等。在研究工作对应的国家部门，我们也能够事先参与其重要政策的讨论，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部门政策。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也都有固定的学习讲课制度，智库专家可以作为授课教师，直接把观点表达出来。”

　　国际经验与未来趋势

　　“智库研究是途径，最终目的是支持科学决策。”这是美国兰德公司的自我定位。迈克尔·里奇介绍说，兰德公司所做的大部分研究项目都是由政府委托的，他们为各级政府提供服务，包括数据收集与分析、绩效衡量与政策建议、能力建设等。兰德公司在50个国家开展业务，发现了共同的趋势，即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复杂，需要花费更多时间研究，但社会大众对于政策分析及时性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亚当·博森与众人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彼得森是一家专业性智库，规模小，研究范围和方向具有针对性。研究所要求研究人员实事求是，吸引了大量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人才。他认为，“美国政界在大选年的政策讨论，往往都是感情用事，不管事实。智库在政策研究中需要理想主义精神，信奉高质量的思想，而不是期待别人的附和与支持。”

　　罗宾·尼布雷特表达了对美国智库“旋转门”制度的担忧：“在美国的‘旋转门’制度下，智库与政府之间的人员可以互相流动，这使得政策研究更为深入，研究成果也能够得到有力推进。但是，双方之间这种渗透有时太过深入，会导致这些人员在现职中顾虑到自己以前或者未来的工作，更多地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研究项目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