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胡佛研究所的权力运行
解读胡佛研究所的权力运行
不少人认为,在美国智库当中,通常情况下创始领导人比守成者更为强势,人们也更愿意接受创始领导人的强硬作风。在胡佛研究所和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老牌智库,创始人早已不在其位,与一些年轻智库相比,其负责人更倾向于使用外交手段来达到目的。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以下简称“胡佛研究所”)由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创建于1919年,是美国著名的公共政策智库。笔者曾赴胡佛研究所参与调研工作,对其权力运行的特点和新动态有了进一步了解和全新的认识。
大学的独立机构
和其他一流智库相比,胡佛研究所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机构,而是“斯坦福大学框架内的独立机构”,其权力运行受到斯坦福大学的制约。胡佛研究所在法理上是斯坦福大学的财产,斯坦福大学董事会在理论上可以接管胡佛研究所,而且胡佛研究所也是作为斯坦福大学这个公益组织的一部分而享受美国国内税收法第501(c)(3)条款的减免税优待,并不向美国国税局独立申报990税表。胡佛研究所之所以能够拥有自己的章程和董事会,并正式拥有相当独立的人权和财权,是由1959年斯坦福大学董事会官方授权所形成的。从此之后,胡佛研究所所长可就重大事务直接向斯坦福大学校长汇报并负责,而无需再通过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或者院系的渠道来沟通。
作为自由主义汪洋中的保守主义孤岛,胡佛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紧张的一面。斯坦福大学和美国大多数一流大学一样,是自由主义和民主党支持者的天下,而胡佛研究所则是保守主义和共和党人的重镇,这使得胡佛研究所的权力运行一直受到斯坦福大学领导层和师生群体的牵制。胡佛一直努力让胡佛研究所及其前身免受斯坦福大学教授群体的“左翼影响”。胡佛研究所之所以能够在1959年成为“斯坦福大学框架内的独立机构”,也是因为胡佛本人强硬要求的结果,这使得斯坦福大学教授群体从此在胡佛研究所决定项目和挑选学者的过程中不能发挥任何作用。但是,胡佛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之间的意识形态和党派斗争并未就此消失,有时甚至非常严重。
胡佛研究所权力运行的独立程度仍然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总体上看,斯坦福大学师生和领导层在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上的极端化程度比20世纪后半期总体减弱了不少,现任所长约翰·雷森(John Raisian)的党派意识和斗争精神都比前任坎贝尔要缓和,一些教授表示在抗议胡佛研究所聘任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担任杰出访问研究员的问题上就能看出这一点。但是,仍然有不少人认为,有必要让胡佛研究所从斯坦福大学中完全独立出去。也有一些人认为,应该进一步澄清两个机构之间的关系。
沿用所长负责制
胡佛研究所整体权力运行属于所长一人领导体制,这和美国多数智库的权力运行相似,而和美国高等院校的院系权力运行存在明显差别。高等院校中的院系得到校方授权十分有限,而且教授群体在院系的有限授权中又有相当大的发言权,使得院长或者系主任的人权和财权往往非常有限。而在智库当中,科研人员通常没有终身职务,也没有由科研人员决议重要事务的传统,智库权力运行往往围绕所长一人领导而展开,董事会干预所长决策的情况并不多见。目前在胡佛研究所,招聘研究员、组建项目组、举办活动、出版书籍等研究所各项重要事务上,基本都由雷森所长最终定夺,胡佛研究所每次募款活动的具体募捐对象名单也由雷森具体确定。
通常,胡佛研究所所长更多地采用沟通和说服手段实现领导目的。不少人认为,在美国智库当中,通常情况下创始领导人比守成者更为强势,人们也更愿意接受创始领导人的强硬作风。在胡佛研究所和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老牌智库,创始人早已不在其位,与一些年轻智库相比,其负责人更倾向于使用外交手段来达到目的。胡佛研究所所长雷森在招聘研究员和组建研究项目组这样的重要科研事宜上,会征求相关研究人员的意见;在重要的管理事项上,会征求相关行政负责人的意见;在涉及与斯坦福大学关系的问题上,比较重视沟通和妥协。
胡佛研究所所长总体上受外来介入程度较轻。一方面,由于是“斯坦福大学框架内的独立机构”,胡佛研究所本身的董事会实质上更多地是咨询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每年在华盛顿特区和斯坦福大学各开一次董事会,对所长工作很少形成掣肘。另一方面,斯坦福大学校长和董事会也很少能够有时间、精力和信息影响胡佛研究所的具体事务。这使得和多数智库的负责人相比,胡佛研究所所长拥有更多权力空间,实际决策权更大,比如在任命高级研究员和研究员的时候自由度非常大。
研究者自主选题
胡佛研究所研究人员具有很强的科研自主权。胡佛研究所非常重视研究人员的个人研究,不给他们布置特定的科研任务。胡佛研究所在招聘科研人员的过程中重视科研人员的研究能力和以往科研产出的质量,汇聚了一批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把长线理论研究作为研究所品牌的重大支撑,从不参与外部科研招标项目。胡佛研究所重视让科研人员研究自己喜好的问题,并在经费筹措等方面创造相应的研究条件,而不布置特定的科研任务,使得胡佛研究所对学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胡佛研究所非常重视研究人员参加和退出研究组和研究项目的自主性,并不通过固定的机构设置加以约束。胡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经常通过自由组合展开合作研究。1998年以来,胡佛研究所展开了科研组织创新尝试,首先进行了固定人员的研究小组这种合作研究方式,小组经所长同意之后正式成立,小组成员经所长和组长协商之后邀请所内外相关研究人员加入,受邀者可以不加入或者中途退出。2012年以来,由于研究小组这种僵化方式的弊端逐渐显露,胡佛研究所开始更倾向于尝试人员参与相对灵活的研究群方式。
所长遴选显争议
今年2月,胡佛研究所宣布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商学院院长托马斯·吉利根(Thomas Gilligan)将于9月1日起接替雷森担任该所新一任所长。随着胡佛研究所领导层更替工作的逐步展开,其权力运行方式有可能产生很大变化。现任所长约翰·雷森将于2015年9月退休,这之前斯坦福大学为遴选下任所长候选人也是煞费苦心,做了很多筹备工作。前任所长坎贝尔1989年被迫退休之后,雷森就一直担任代所长和所长长达25年之久,他和坎贝尔相比在领导力方面更加讲究交际策略。2014年5月底,斯坦福大学成立了由10人组成的遴选委员会,开始遴选下任所长候选人。遴选委员会依据胡佛研究所章程由10名委员组成,其中4名委员从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推选产生,3名委员从胡佛研究所董事中推选产生,3名委员由斯坦福大学校长任命,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泰勒(John Taylor)担任委员会主席。新任所长则由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John Hennessy)在遴选委员会推荐的候选人当中挑选,再经由胡佛研究所董事会、胡佛基金会和斯坦福大学董事会同意之后,才能接任胡佛研究所所长一职。
按照创始人胡佛的意愿,胡佛研究所的所长应该和坎贝尔、雷森接任时的年纪类似,是一位中年人或者年轻人,可以担任所长数十年,以发挥稳定持久的领导作用。为此,近年来胡佛研究所的领导层有意逐渐培养和提拔新人。虽然最终当选新任所长的60岁的吉利根已不再年轻,但在遴选候选人的过程当中,现任负责学术的副所长阿米·泽加尔(Amy Zegart)曾被认为是热门人选。泽加尔是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的学生、著名安全和情报研究专家、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研究中心共同主任。泽加尔深受胡佛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大卫·布雷迪的器重,在布雷迪2013—2014年学术休假时代理他的工作。但是由于泽加尔很少及时回复胡佛研究所科研人员和行政人员的邮件,较少及时处理相关行政事务,受到了不少人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