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把握好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平衡，既要在结构调整中实现经济较快增长，也要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条件下实现结构调整。

　　经济结构调整是关系到中国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发展的重大课题，也是中央高度关注的问题。对于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中国来说，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紧迫、艰巨而又痛苦的历史任务。对此，我们绝不能等待观望，而要认清形势，把握机遇，主动作为。一方面国内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已经不能支撑原有的经济结构，传统的发展方式必须转变。另一方面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措施，加快自身的结构调整，结构调整已成为全球性趋势。如果不能在新一轮的全球化竞争中优化我国的经济结构，实现新常态下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阶段的成功转换，我们“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将很难实现，而且，也难以跨越类似一些拉美国家曾陷入的“中等收入陷阱”。

　　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

　　经济结构失衡是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矛盾。第一，国内结构性矛盾是经济下行的主导性因素。第二，结构调整是全局性问题。第三，结构调整是长期性问题。

　　经济结构不合理是伴随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早在编制“九五”计划时，中央就提出我国发展存在“经济素质不高，经济效益较差”的问题，指出要“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指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并提出“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使“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有所缓解。

　　如从1995年到2014年，万元GDP的耗能从2.1吨标准煤下降到1.3吨标准煤，下降了40.1%。但从总体上说，当前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还远未解决，而且在“十二五”期间更为突出。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五个失衡”。

　　一是需求结构失衡。在开放条件下，从需求侧看，拉动经济增长要靠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国际经验表明，三者只有形成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才有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需求结构如果失衡，即使可以带来短期的增长，也会损害长期增长的基础。我国需求结构失衡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内外需关系的失衡。虽然金融危机之后，出口依存度有所下降，但到2014年，这一比率仍在20%以上，比日本高6个百分点左右，比美国高13个百分点左右。这种状况与我国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并不相称。第二是投资消费关系的失衡。近年来，随着出口拉动增长效应的递减，投资和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增大。但是，投资的贡献增长更多：2007年至2013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提高了0.2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提高了6.2个百分点。这说明，多年存在的投资和消费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还在不断加剧。

　　二是产业结构失衡。从一、二、三次产业的关系来看，我国产业结构的演进方向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表现为第一产业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先上升后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一直在上升，并已超过了第二产业比重。2014年，我国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比例关系是9.2：42.6：48.2，应当说，这一比例关系与我国目前发展所处的阶段比较吻合。但我国产业结构方面的矛盾主要存在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从第二产业内部来看，结构矛盾表现为高耗能高污染等重化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制造业大而不强，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难以适应国际国内的需求变化；产品质量不高，竞争力不强，缺乏有影响力的品牌和产品，这两年，国内旅游者在国外大量采购奶粉、电饭锅甚至马桶盖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产品的质量和档次。从第三产业内部来看，结构性矛盾表现为整体竞争力不强，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充分，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支撑力不足。我国是货物贸易顺差国，但却是服务贸易逆差国。2007年到2013年，服务贸易逆差从77亿美元扩大到1185亿美元。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服务业整体竞争力不强的事实。

　　三是经济部门间收益失衡。这种失衡突出地表现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收益分配的严重不均衡。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是社会财富的源泉，也是虚拟经济的基础；虚拟经济反作用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有利于实体经济的效率提升；但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则会制约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能否实现均衡发展，取决于两者间的分配关系是否合理。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来说，必须走实业发展的道路。近年来，由于企业成本上涨过快、部分市场竞争过度、部分产能过剩、企业债务负担过重等原因，我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利润率出现了明显下滑的态势，不少企业的利润率低于银行贷款的利率。与此同时，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虚拟经济却出现了利润率过高的局面，进一步压缩了实体经济的收益空间。根据2014年上市公司年报，仅16家上市银行就累计创造净利润1.25万亿元，占上市公司总利润额的半壁江山。按照一年365天计算，16家银行相当于每天净赚34亿元。根据“财富美国500强”发布的数据，即使在金融业全球领先的美国，金融业利润的比重也没有达到1/4。这一数据还只是反映了正规金融的情况。在实业发展越来越难的背景下，我国还出现了民间金融失范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

　　四是市场竞争结构失衡。一般认为，垄断会扭曲市场机制，阻碍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目前，在资源、电信、金融、交通等产业领域也的确存在一些垄断现象，市场竞争的不公平性影响了行业整体效率的提升。但同时，我国大多数行业占市场竞争主体地位的中小企业发展质量还不高，竞争力还不强；我们的市场还存在低水平竞争、集中度不足的现象，还缺乏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现阶段，中国企业无论是在国际市场上还是国内市场上，都面临着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国企业的竞争对手是在长期的优胜劣汰中发育成长起来的，其全球资源调动能力、技术和人才储备、企业管理水平等有明显优势。与这些国际巨头进行竞争，我们还必须有一大批规模大、竞争力强的企业。

　　五是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失衡。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跃升，各类要素成本快速上涨，我国在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发展上面临着新兴经济体的激烈竞争，不少低端产业已经转移到要素成本更低的国家，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新的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的模式还未形成。从科技创新能力来看，虽然我国研发总支出已位居世界第二位，但创新整体能力并不强，很多行业主要还是依靠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价格战来争夺国内外市场。创新能力不足的另外一个显著表现，就是很多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核心技术严重依赖发达国家。2013年，我国进口集成电路的总价值超过原油，高达2313亿美元。创新能力的不足不仅会制约经济增长，也会阻碍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要看到，结构转型升级的根本前提和基础是科技进步，没有科技进步，结构调整可能只会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以加快创新、改革和开放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经济结构调整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的工程。推动结构转型升级，首先必须明确结构调整的目标和方向。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重要位置”。根据我们对于中央精神的理解和研究，我认为结构调整的目标和方向是建立更加均衡的结构关系，使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更加均衡，使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传统产业的发展更加均衡，使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更加均衡，使市场竞争结构更加合理，使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使我国经济成功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优化的阶段演化。

　　实现上述目标将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在“三期叠加”的经济新常态下，我们同时面临着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的任务，必须把握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平衡，既要在结构调整中实现经济较快增长，也要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条件下实现结构调整。但实现结构调整，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加快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培育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要通过加快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构建起与结构调整的目标和任务相适应的体制机制；要通过加快新一轮对外开放，实现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和资源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推动经济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

　　第一，加快创新步伐，构建结构调整的技术基础。一要着力提升生产技术和科技创新能力。技术创新是管理创新、组织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基础。例如，如果没有信息技术的支撑，电子商务等的快速发展就难以想象。要形成更加优化的经济结构，提升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在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价值链上不断向高端攀升，必须在关键的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加快对发达国家技术创新的追赶步伐。二要着力推动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生产环节的技术创新提升了生产效率，但要使经济结构保持平衡，避免新技术条件下的产能过剩，还需要通过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来创造新的市场需求。三要进一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从人均水平来看，我国创新资源仍然稀缺，必须提高创新资源利用效率，这就要求根据不同类型创新的特点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在基础性的共同技术和重大的关键技术方面，实现创新突破，必须有相当规模的研发资金和专业人才，这就需要在政府和企业层面建立起整合创新资源的协调机制，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否则我们难以与拥有雄厚创新资源的国外企业进行竞争。四要建立起鼓励创新的市场环境和制度体系。一些地方为了发展，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很不到位，这确实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抑制了创新主体研发的积极性，阻碍了整体的技术进步和全面创新。在新的发展阶段形成竞争力，必须通过建设更加完善的创新制度体系和市场环境，特别是完善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收益分配制度和转化机制，为企业和科研人员的创新提供更大激励。

　　第二，加快推进改革，构建结构调整的制度基础。一要破除阻碍各类资源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制度壁垒。在现行的财税体制和政绩考核制度激励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的发展，设置显性的或隐性的要素流动壁垒。这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建设，加剧了各地的低水平、同质化竞争，造成产业同构和产能过剩，制约了经济结构的调整。未来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进一步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通过公平竞争来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和产业的整合重组。同时，要认真吸取地方政府主导地区产业发展的教训，避免“地区合理，但全国、全球市场撞车的重复建设之路”。如风电设备制造业、多晶硅、光伏电池、碳纤维等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已出现产能过剩。二要完善收入分配结构。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偏向于生产部门和政府部门，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分配也不够公平。这种分配格局既会制约家庭消费能力，影响短期的宏观经济结构平衡，也会抑制居民在教育、健康等方面的投入，影响人力资本积累，从而迟滞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未来要矫正初次收入分配的市场扭曲，完善劳动力市场和工资制度，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和公共服务供给，通过完善税收政策和规范分配秩序来增强再次分配调节力度。三要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简政放权有利于释放市场活力，强化市场调节功能，激活社会创造力，推动结构调整。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在简政放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仅去年一年，国务院各部门就取消和下放了246项行政审批事项。但是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今后要根据中央的部署，把该取消的权力彻底取消，把该下放的权力下放到位。当然，要注意的是，在简政放权的同时，也要增强政府维护市场正常竞争秩序的能力。四要推进财税金融改革。更好发挥财政税收政策在推动技术进步、新兴产业发展和企业兼并重组中的作用。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更好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要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的减税清费降负力度，不断提高实体经济的盈利水平。

　　第三，加快新一轮对外开放，构建结构调整的全球化参与机制。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增长要靠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结构调整同样需要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推动结构转型升级，建立合理的结构关系，必须进一步对外开放。因此，一要按照中央要求，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通过不同地区、不同侧重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加快探索：负面清单加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外资管理新模式；加快对外投资备案制改革，建立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进一步完善进出口政策，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二要依托“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的实施，加快对外投资和贸易合作。要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发掘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机遇，明确我们自身的比较优势，通过相互贸易和相互投资，使我国发展的潜在能力得以充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