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国的创新要结合制造业、学习德国模式

　　创新成为当下中国的主题词，需要讨论的是创新该走哪一条路。

　　互联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如今说到创新，都会想起互联网。互联网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思维方式，每个企业都在绞尽脑汁的想如何用好它。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去做互联网。一个产业、一个企业要想长久的生存下去，就必须要给社会创造新的价值。阿里巴巴实际上给小型企业提供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有价值的。如果仅仅开了一个网站或APP，但没有挖掘生产力，没有创造新的价值，也就难以持续。

　　在现阶段的中国，创新还是要结合制造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国制造业2025计划。这个计划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因为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从2001年开始，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出现一个重新工业化的过程，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在经济中的地位上升。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始结构调整，进入新常态。新常态的特点一是增长速度下降很多，二是制造业的地位（在就业及GDP中的比重）下降，全民关注点转到了服务业。

　　回顾一下经济增长的历程，我们发现如果离开制造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是有难度的。二战之后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只有13个，这13个经济体多数都是在东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储蓄率非常高，投资率非常高，工业发展程度非常深入，制造业占就业的比例超过30%，制造业占GDP的比例超过40%。

　　韩国是个很好的例子。20年前我们大概不太看好韩国，而会更看好台湾。但今天韩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台湾，韩国的大企业是台湾没有的。韩国的经验就是在制造业领域做了很多准备。三星能到今天这个规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厂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核心芯片的技术。

　　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就要沿着我们具有优势的方向也就是制造业走下去。制造业现在比较困难，特别是在这一轮经济下行中遇到很多阻力。正因为上述困境，需要政府更加重视制造业。

　　中国的创新之路在过去20年基本上采用美国模式，所有的东西基本上以美国为学习目标。我们的房子要跟美国一样大，我们的高校要跟美国一样多。高校扩招最多的是经济管理专业，就业很困难，实际上我们更需要工程师。

　　美国的创新高回报、高成本。当公司需要新产品时，会把原来的实验室完全解散，重新招一批人，导致很多人在50多岁失业。这样的道路能不能在中国走得通？我觉得有难度。事实上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像美国这样搞创新。美国的创新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开放的移民政策，比如硅谷里面大概50%以上都是外国人；第二个条件是完善的法制；第三个条件是高度发达的金融。美国模式是我们推崇的目标，但恐怕我们离得还是非常远。这不意味着中国的创新就不能做了。

　　中国的创新应该学习德国模式，在这方面我们重视不够。细想一下我们的历史，以前中国学日本而日本也是学德国，后来我们学苏联而苏联也是学德国。所以我们的模式就是德国的模式。德国走出了一条新路，不跟美国人硬拼，不去做高科技、断崖式的创新，而是做非常平稳的、产业终端的创新。比如默克公司生产液晶，市场占有率是70%。他们在20世纪初就获得液晶的专利，但直到70年代才开始使用。他们持之以恒做液晶，沿着这个路慢慢走，一步一个脚印占领了市场，做得非常踏实，没有对这个产业构成毁灭性的打击。默克有自己的培训体系，高中生可以一边上高中，一边在他们那里实习，毕业之后就能留下，月工资高达3000欧元。这些人不是永远做工人，而是过一段时间后再去读大学，很多人读的是夜校。德国现在做的工业4.0和互联网+的概念是相关的，但他们另辟蹊径，没有在最尖端的地方跟美国拼，而是把互联网运用到工业上，运用到他们有优势的地方去，用互联网带动工业领域的创新。

　　中国最后要走的创新之路，可能是美国模式和德国模式的一个结合。我们是一个大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学美国，实际上已经走上了这条路。但是我们还要学德国，学习怎么沿着既有的技术路线继续往下走，学习怎么利用互联网来加强传统的优势。

　　创新需要企业家转变思路，也需要全社会齐心协力。通过推动中国的创新，使中国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变成一个制造业强国，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徐冠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又进一步阐述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和总体部署。我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科学研究和科技管理的工作者，就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面临的挑战和可能的对策谈一下个人看法。

　　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迅速。科技人才队伍已经跃居世界第一，研究经费支出突破万亿元，研究经费的强度达到1.98%，超过了欧盟平均水平，科技论文数居全世界第二位，发明专利申请已连续三年居世界第一。我们在为取得巨大进步而欢呼的同时，也为存在的问题深感忧虑。当前有四个问题非常紧迫。

　　第一是缺乏世界级科学技术专家。标志之一是建国几十年来还没有培养出一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我从来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应当以获得诺奖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目标，但是诺奖确实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从上个世纪开始到2014年，美国科技类诺奖获得者有308人，占47.5%。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日本，也有17名科技类诺奖得主。这说明儒家文化并不是难以获得诺奖的原因。诺奖得主的数量和国家创新实力密切相关。一个国家的人才储备像一个金字塔，诺奖获得者是塔尖。塔尖越高，则塔基一定越宽厚。

　　第二是缺乏具有国际引领性的创新产品。科技发展经验表明，新兴产业的发展都是基于原始型创新的成果所形成的生产力，市场竞争实际上是技术之争、专利之争和标准之争。但是我国技术的发展仍以跟踪技术为主，小有创新出现。我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是还很少能创造出类似于苹果这样的世界级的创新产品。这不仅制约了我国新兴产业的发展和产业升级，也制约了扩大内需目标的实现。

　　第三是缺乏完善的、市场化的环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科技和经济紧密的结合。市场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也是科技和经济活动结合的桥梁和纽带。不能靠政府干预，只有通过市场，通过市场竞争的选择，才能够将二者统一起来。但是目前各级政府对特定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过多，面向所有企业的长期性和政策性的投入不足。千千万万的小企业，特别是科技类小企业，很难获得支持。科技和经济的结合还需要市场化的创新服务业的充分发展。科技成果转化之所以十分困难，原因是缺乏供需双方有效沟通的信息化平台、缺乏可以信任的技术评估机构、缺乏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缺乏人才猎头公司。政府管理方式的错位，和市场化环境的缺乏，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障碍。

　　第四是缺乏鼓励创新、弘扬自信的文化氛围。在科技创新中我们选择的很多项目都是国外已经做过的，我们习惯于排斥没有国外先例的研究，以及单纯追求论文数量等。这实际上是对自己科学研究能力的不自信。在产业发展上也是如此，由于长期依赖引进，依赖发达国家现有的技术路线，在自主创新方面难以显现应有的主动和担当。比如汽车工业经历了50年的发展，仍旧没有改变以进口车为主的局面，形成了典型的技术依赖。而韩国在短短20、30年内就实现了汽车产业的飞跃发展，在电子、通讯、核能等多个领域实现了突破。这说明有了民族自信的文化，才会有基于自信的创新政策，才会有健康快速发展的民族产业。

　　二、四大对策

　　如果不能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并且予以有效的解决，将会危及中国科技的未来发展。为了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我们需要：

　　第一是高度重视和加强原始性的创新。中国原始性创新上不去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对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在20世纪以前，科学技术一直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从属地位，基本的模式就是生产的实际需要刺激技术的发展，进一步为科学理论的形成奠定基础。到了当代，上述机制出现了逆转，科学理论不仅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而且为技术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各种可能的途径。比如说量子理论促进了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的发展；相对论和原子核裂变原理形成和发展了核技术。总体来看，我国的基础研究支持力度明显不够，一方面基础研究经费支持总量不足，人均支持强度偏低。更令人担忧的是基础研究经费占研究开发经费的比重还在不断下降，从1995-2006期间的5-6%逐步下降到2012年的4.8%，而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日韩等国的比重一直在15%以上。

　　中国原始性创新上不去的原因之二是对科技发展的规律认识不足。科技活动最突出的特点是探索性，具有不确定性、积累性、颠覆性等特点。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科学技术活动才需要日积月累。在这种积累过程当中，失败和成功同等重要。颠覆性则表明，新认识可能是对原有认识的全部否定。基于上述特点，国家要将政府科技投入的主要部分用于能够推动原始性创新的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市场失效的社会公益性研究。

　　历史证明，重大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不是事先计划出来的，不能用管理经济和管理工程的办法来管理科学技术。绩效考核和严格的时间安排，在科学研究当中应当慎用。特别是不能以少数成功者的标准来要求每一位科技创新的探索者，否则只能逼迫科学家走跟踪、模仿以至于学术造假之路，形成大量垃圾成果。

　　第二是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思维的转变。

　　第三是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科技经济结合体制，这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所在。

　　第四是大力引导和支持现代服务业，特别是创新服务业的发展。

　　最后我们要坚定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信心。只要我们认真解决存在的问题，中国科技创新会呈现井喷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