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国科技创新已进入世界主要国家中游水平，部分重点和关键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要打通创新驱动堵点，发挥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需认真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强化创新驱动和创新引领的发展方式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有世界影响力的经济大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我国既面临新一轮产业变革与国际竞争格局重构的机遇，也存在经济增速换挡、平衡经济结构，实现从要素投入驱动向技术创新驱动跨越的挑战。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引下，我国创新发展成就显著。全社会研发投入从2012年的1.03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2.79万亿元，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从1.98%增至2.44%，超过欧盟平均水平；科研人员数量、科学论文产出和专利申请量位居世界第一；涌现出一批国际知名创新型企业，并在高铁、核电、卫星导航、5G、特高压输变电等领域取得一大批重大创新成果。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的创新指数从2012年的全球第34位跃居2021年的第12位，已进入创新领导者行列。我国科技创新已进入世界主要国家中游水平，部分重点和关键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创新发展堵点犹存

    尽管我国科技创新取得了诸多成就，但目前科技创新仍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仍待完善。自2008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有所放缓，说明科技创新在发展中的驱动作用仍未充分发挥，科技创新要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产业发展中的“空芯”化，重大关键性、战略性技术依赖国外进口等，不仅使经济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国家安全也面临重大隐患。

科技成果质量有待提升。由于过去的科技评价过分强调量化考核和“五唯”标准，忽视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很多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为了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忽视长期积累，片面追求论文、专利和科研经费的数量，产生了大量应用价值不强的科研成果，导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难以为创新发展提供有效支撑。在这种评价导向下，很多科研机构尚未形成国家使命导向，科研力量分散，没有形成协同攻关的组织模式和能力，难以胜任国家战略科技重任。

    企业原始创新能力仍较薄弱。从研发投入来看，企业已成为我国技术创新的主体。但是从内部结构来看，我国企业的研发情况仍不乐观，不但研发强度偏低，而且结构也不合理，企业创新还有很大提升空间。2020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之比1.4%，而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在2%以上，且多以技术开发为主，基础研究仅占企业研发投入的0.5%，严重制约原始创新能力提升。

产业发展缺乏自主技术。我国产业仍待摆脱粗放发展模式，目前不少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高端环节自主创新能力有待加强，核心零部件尚未实现完全自主可控，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支撑产业升级、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和创新能力有待完善。2020年中国半导体进口额折合人民币2.4万亿元，约占国内进口总额的18%，与全国研发经费大体相当。

创新发展急需高技能人才。高素质的技能人才是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随着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劳动者素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020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公民的比例为10.56%，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8.1年，而德国和美国分别达到14.2年和13.4年。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的高级技工占产业工人比重仅为5％，德国和日本这一比例则为50%和40%。

     激发创新的市场机制与环境待完善。由于市场竞争不充分，很多企业没有认识到创新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将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影响创新活力的发挥，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氛围仍需进一步培育和优化。

    创新系统整体效率不高。受以往科技和经济条块管理的影响，我国创新发展政策还没有形成合力，科技政策与创新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金融政策、教育政策的统筹衔接不够，分散、重复、低效，协同性有待提升。不同部门间存在目标冲突，影响创新系统整体目标的实现和整体效能的提高。此外，由于不同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合作动机和利益分配不一致等原因，也影响了产学研之间的合作效果。

    深化改革打通创新驱动堵点

    要打通创新驱动堵点，发挥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需认真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强化创新驱动和创新引领的发展方式，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一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依托创新型企业布局建设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加大基础研究和前沿引领技术开发，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鼓励企业与高校院所深度合作，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成立若干产业技术联盟。构建行业领军创新型企业主导，高校院所参与的创新联合体，系统布局创新链，为未来产业储备技术基础。建设一批国际知名的创新型企业，形成若干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集群，鼓励企业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面向全球开展竞争。

    二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研发结构，加强应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生物等领域重点布局，建设一批肩负国家使命的科研机构和实验室体系。通过产业技术联盟、产业研究院等加强行业前沿和共性关键技术、先进制造基础工艺等方面创新。突出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实现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确保战略领域技术自主可控。

    三是完善产业创新生态环境。开展产业链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同创新，鼓励多种技术方案之间的竞争，开辟全新技术轨道，实现换道超车。构建新型产业创新平台，消弭研发与产业化之间的“死亡之谷”。面向产业和地方经济发展，在重点产业领域组建产业技术研究院和创新服务机构，为科技创新和创新扩散提供专业服务。改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条件，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确保创新收益。

    四是建立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推进“双一流”大学建设，扩大高校教学科研自主权，为创新发展培养高层次研究型人才。加快落实科研评价标准分类改革，坚决破除“五唯”导向评价体系。工程技术类专业应面向技术和市场开展科研，着重考察提升解决核心技术问题、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促进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融合协调发展，培养出适应一线实践领域的创新型技术人才，提升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技能和素质。建设一支专业化的成果转化人才队伍。

    五是发挥市场对创新的引导作用。在劳动力市场、知识技术、资本流动、产权保护、市场竞争、产业准入等方面优化环境，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创新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场景，加速重大创新的市场选择。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加大反垄断力度，激发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使创新成为企业的自发需求。

    六是完善创新发展体制机制。建立功能健全、互相兼容的创新发展政策体系，加强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竞争政策、金融政策的紧密结合，在部门之间建立协调机制，从政策层面消除科技政策与经济政策“两张皮”问题。聚焦前沿技术领域，探索建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市场主体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有效激发创新的活力和积极性，为创新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岗位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