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说，中国所谋求达成的国际协议，既要解决当下矛盾，更要引领未来。既要有效控制大气温室气体浓度上升，又要建立利益导向和激励机制，推动各国走向绿色低碳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双赢。

　　习主席再一次代表中国政府承诺，中国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

　　王毅认为，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得到高度重视，但工业化、城镇化仍将持续，化石能源消费和碳排放还有可能增加。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既要强调发展理念、制度建设和行动方案，又要重视绿色低碳发展驱动。

　　根据王毅团队的研究，我国主要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将在10年至20年先后达到峰值。因此，今后5年至10年将是我国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时期，任务十分艰巨。

　　“许多研究显示，我国的碳排放峰值最有可能出现在2030年前后，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约为110亿吨至120亿吨。”王毅说，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有可能控制在100亿吨左右，但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这与我们采取的路径及相关的技术、成本和管理直接相关。

　　王毅认为，实现中国碳排放控制，应实现政策组合，“我们不能仅仅谈政策目标，而应该把目标与采取的路径、技术、资金、政策、商业模式、管理手段等统筹考虑。”王毅认为，中国实现碳排放峰值取决于综合成本、路径选择和风险分担，如果提前达峰，比如早于2030年，不仅加大对国内经济和就业的影响，还可能导致全球福利下降。

　　“在生态文明框架下，应适应新常态和探索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规律，以不晚于2030年实现碳排放峰值为导向，推进绿色循环低碳转型发展。”王毅建议，以约束性指标包括碳总量、碳强度等为核心，引领能源节约、可再生能源发展、环境友好，促进经济转型，优化产业结构，同时推动目标体系、体制机制、管理模式、政策措施的全面转型，推进低碳、环保的协同控制和协同效益。

　　“此外，还需制定相关时间表、路线图和实施方案，分阶段、分步骤、分区域、分行业推动实现碳排放峰值。”王毅建议，东部经济发达的优先开发地区力争率先达到碳排放总量峰值，对全国低碳转型发展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推动工业部门提前实现碳排放问题峰值。

　　“聚焦自身减排的同时，中国也在为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进行着探索，这彰显了中国的责任与担当。”王毅介绍，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双边促多边措施，利用中美、中欧、中法等形成双边协定来促进多边框架下的谈判，成立南南合作气候基金。王毅认为，应该充分借鉴亚投行的筹备经验，建成由中国发起、多方筹资、广泛参与、市场运作的创新性多边南南合作气候基金，制定更加透明和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规章制度，并以此为依托，构建覆盖减缓、适应、技术转让、能力建设等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新型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另外，我们也希望敦促发达国家作出更积极的减排承诺，并且拿出更多的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转型发展。

　　王毅表示，人们更关注的是这次会议之后将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和治理模式。他说，“希望通过中国的努力，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来塑造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更好地实现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迎来一个更加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