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科学》杂志发表社论，关注中国在科学研究领域如何平衡国家战略需求与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1]。文章指出，中国已成为全球科学论文发表量第一的国家，但其政策制定者正面临一个全球性挑战：如何在强化国家优先领域（如经济、环境与国家安全）的同时，保障学术自由以激发“原始创新”。

一、中国科学政策的演变：从计划导向到双轨并行

1、早期以国家需求为核心

20世纪50年代，中国首个科技计划聚焦核能、导弹等国防与经济领域，科学研究完全服务于国家任务，自由探索空间有限。

2、改革开放后的转型

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NSFC）成立，标志着自由探索研究的制度化支持。其“面上项目”一度占NSFC支出的50%，成为科学家自主选题的重要渠道。

二、近年政策调整：强化战略引导与机制创新

1、重新聚焦国家优先事项

中美科技竞争加剧背景下，中国提出“十四五”目标：2025年基础研究支出占研发总投入比例从6%提升至8%。政策强调“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结合”，呼应“巴斯德象限”理念。

2、资助模式的结构性变化

NSFC调整资金分配：2016~2023年，自由选题的“面上项目”占比从45%降至35%，而联合基金（与企业、地方政府合作的应用型项目）资金翻倍。

教育部推动“有组织科研”，建立30余个“综合研究平台”，聚焦碳中和、人工智能等战略领域。地方政府则鼓励成立“创新联盟”，如3C智能制造联盟、浙江省50个产业联盟等，促进产学研协同。

2023年中央科技委员会成立，统筹国家实验室、国企与高校的科技战略，强化高层协调。

三、对“原创创新”的追求与争议

1、政策支持自由探索

NSFC加大对青年科学家的支持：2016~2023年，青年项目资助占比从19%增至26%，绝对金额翻倍。

2019年推出“原始探索计划”，包括“专家推荐”与“指导”两类项目。前者不限领域，仅需两名专家背书即可申请，后者由科学界主导研究方向，2020~2022年共资助313个项目。

2、隐忧与学界呼声

尽管政策鼓励自由探索，但面上项目资金缩减引发学者担忧。部分科学家指出，过度强调任务导向可能抑制原创性，呼吁增加对好奇心驱动研究的投入。

四、全球趋势与共性风险

1、国际政策转向战略引导

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2022年）设立技术、创新与伙伴关系理事会（TIP），欧盟亦调整科研资助优先领域。然而，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可能削减国家科学基金会（NSF）预算，冲击自由探索研究。

2、风险与挑战

国际合作受限：中美科技协议虽续签（2024年），但敏感技术合作受严格审查，人才流动受阻。

基础研究边缘化：中西方均面临战略导向挤压自由探索的风险。中国面上项目占比下降，美国TIP资金偏向应用领域，可能削弱知识储备的长远价值。

五、结论：平衡之道与未来警示

中国政策制定者需警惕两种倾向：一是过度强调民族主义目标导致科学孤立；二是忽视自由探索对原始创新的基石作用。西方国家同样需反思，避免将科学工具化。因此，建议中国：提高政策透明度，明确战略领域与自由探索的边界；保障NSFC等机构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投入，避免短期目标挤压长期创新潜力；加强国际科研合作，尤其在非敏感领域，以应对全球性挑战。

正如《科学》社论所言，科学既是国家竞争力的引擎，也是人类认知边界的拓展者。唯有平衡战略需求与学术自由，才能实现可持续的科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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