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碳追踪组织（Carbon Tracker）电力和公用事业联席主管Matt Gray在世界经济论坛网站上发表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以后的刺激计划必须拒绝昂贵的煤炭发电》^[1]的文章，指出中国以往的经济刺激政策一直影响着发电能力的提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所导致的经济下滑可能会促使中国鼓励对煤电进行投资，中国应避免通过煤电投资来刺激经济。

　　一、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导致放宽煤炭规划政策的风险

　　从历史上看，中国以前的经济刺激一揽子政策及其五年规划的政策过程导致了火力发电基础设施的大幅增长。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平均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如果一个经济体像中国过去20年一样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那么这种增长意味着该经济体的规模每7年翻一番。这意味着，对于中国而言，首先建立发电基础设施，随后再解决相关问题通常是有意义的。

　　但是，中国通过积累资本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将需要有效利用资源。能源部门的改革将证明对提高中国的资源效率至关重要，并且需要以建立安全、可靠和高效的电力部门的方式进行开发和实施。

　　中国国家能源局根据“十四五”规划发布的最新通告表明，中国政府已准备好放宽煤电投资，且该决定与新冠肺炎疫情无关。中国在建的燃煤发电装机容量为99.7吉瓦，还有106.1吉瓦装机容量处于规划的各个阶段。由疫情引起的经济衰退可能会进一步放宽煤电投资的规划流程。碳追踪组织建议中国立即取消所有在建和计划中的煤电项目。该建议基于以下发现：与建造新的陆上风能或公用事业规模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相比，中国大约70%的运营燃煤电厂的运行成本更高。

　　二、数量巨大的投入成本和碳排放已经处于风险状态

　　根据碳追踪组织的分析，上述在中国规划和在建的装机容量的资本成本估计为1580亿美元（约合11.1千亿元人民币），如果在其使用寿命内建造和运营，则可能产生230亿吨的二氧化碳。鉴于煤炭发电装机容量将进入一个供过于求的局面，这些资产不可避免地将面临巨大的搁浅风险。

　　收益递减、资本回报率变得过低以致无法履行债务义务应是中国决策者密切关注的问题。由于燃煤电厂的一部分运营成本是固定的，因此，较低的装机容量系数意味着固定的运营和维护成本将分散在较少的运营小时数中。这将逐渐降低项目的回报率。

　　从理论上讲，一旦回报率小于资本成本，它就成为不可行的项目。中国人民银行当前的官方贷款利率为4.35%。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仅燃煤电厂投资的回报率下降，而且相对于低碳替代品的可投资性也下降。如果中国推进上述计划中和在建的燃煤电厂，则利用率可能会被压低到官方贷款利率之下，这将使中国的金融体系承受大规模违约风险的额外压力。碳追踪组织估计运营中的煤炭电厂的平均运力系数为48%，这意味着如果政策制定者不迅速淘汰较老且效率较低的燃煤电厂，规划和在建的燃煤电厂可能无法进入市场。

　　三、气候变化形成环境挑战，中国具备有利条件加以克服

　　目前，全球在诸如燃煤电厂等一系列高风险资产上进行了过度投资，而使人类经济社会在减排技术方面的投资不足以实现《巴黎气候协定》所设定的温度目标。中国的治理结构意味着它可以有效地配置资本，且可以不扼杀创新。一旦遏制了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可能会全力推进经济复苏，以减少经济损失。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注入了1700亿美元的流动资金以增强市场信心。中国必须抓住这一机会，通过有效地部署刺激性资本并避免通过投资煤电来应对风险，因为煤电在经济上是多余的，在环境上是灾难性的。              （曾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