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决定不向中国出售卫星，也不向出售卫星给中国的欧洲公司出售卫星部件。美国政府宣称商业卫星及其部件是“弹药武器”。这意味着，任何拥有美国部件的卫星，无论其规模多小、无论其销售客户是多么友好（大多是北约盟国），都需要在出口前获得美国的许可。一颗数百万美元的卫星如果有价值12美元的美国部件都必须经过繁琐的许可程序才能出口到世界任何地方。就中国而言，由于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美国公司的卫星都被完全禁止出口。欧洲公司和政府并没有放过这一机会。没有其他国家认为商业卫星是“弹药武器”，美国也没有试图说服他们，或者通过多边出口管制制度（瓦塞纳协议）把卫星当作武器来对待。欧洲公司和政府寻找美国卫星部件替代供应商的程序立即启动了。美国卫星禁售行动没能阻碍中国发展太空计划，也没能阻止欧洲对中国的卫星出口。美国卫星禁售行动的直接影响就是鼓励欧洲发展卫星部件：即使他们之前购买美国的卫星部件，但几年内欧洲公司广而告之的理念则变成卫星不受ITAR条例约束（ITAR是国际武器禁运条例，禁止向中国出口军火）。不受ITAR国际武器禁运条例约束的卫星可以在不需要美国批准的情况下出售。一些欧洲国家政府甚至资助他们的公司进入卫星部件业务，成为美国公司永久的竞争对手，侵占美国公司的市场份额，没有给美国的安全带来任何好处。

　　20世纪70年代日本制造业处于鼎盛时期，80年代美日贸易赤字飙升至500亿美元。1980年代初的强势美元和里根政府的高国防支出使得美日两国的高技术制造业都转向军事化。强势美元使得许多美国国防产品的部件生产被转包给日本企业，日本高技术制造业出现军事化倾向。1987年“东芝—哥尼斯堡”事件，即东芝机床非法向苏联销售高技术国防产品，导致华盛顿对国家安全问题担忧加剧。1987年，里根政府对日本发起了二战后美国首例贸易制裁；一年后，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包含301条款的 “1988综合贸易法案”，贸易战升级。尽管此后日本签订了广岛协议，但美日贸易战升级最终导致美国机床产业的消亡，美国因此只有依赖外国供应商提供这一关键的工业设备。

　　20世纪60年代、甚至是70年代，由于美国创造了许多无人能复制的技术，美国可以通过全面禁售制度摆脱困境。但现在这已不再现实：20多年前，技术扩散就开始了，现在扩散的速度在不断提高。中兴通讯被美国制裁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中国加倍努力，缩小与美国在先进技术领域的差距，现今美国能够垄断的技术很少。尽管出口管制能够阻止中国改善技术基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美国政府不应自欺欺人地认为制裁行动能够挫伤中国的发展雄心。美国政府应对中国挑战的最好办法是使中国放慢发展的脚步，尽管这并不能阻止他们缩小差距的努力。中国政府可能不会直接或立即报复美国政府，因为中国仍然需要一些美国的手机技术，但中国政府不会任由中兴通讯破产。此外，其他外国供应商将向中兴通讯提供他们能够生产的产品，即便现今他们还不能生产，但他们将寻求提供其他替代产品。

　　美国商务部惩罚中兴通讯违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正当行动，符合特朗普政府抗击中国的贸易和技术争端的说法。但这些行动所带来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更具战略意义的做法可能是在不切断美国供应商的情况下，对中兴通讯处以巨额罚款，惩罚中兴通讯，避免其扭曲市场的风险。随着其他国家越来越善于创造先进技术，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正在削弱，美国政府的制裁行动可能会影响和限制美国公司在这一技术领域的发展速度和范围，并将加剧该技术领域的全球竞争，这不应该是美国政府的目标：无论对中兴的惩罚多么恰当，可能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张秋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