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达经济体的研发投入产出优势弱化

大部分OECD国家尚未走出经济衰退的影响，尤其美日欧研发预算的缩减削弱了发达经济体在科研、专利申请和论文发表方面的优势。十年间，OECD国家占全球研发支出的比例从90%下滑到70%。这些国家研发总支出在2008-2012年的年增长率为1.6%，是2001-2008年间增长率的一半。而2008-2012年间中国的研发支出翻了一番，并有望在2019年成为世界上研发投入最多的经济体。2013年，美国高质量科学论文产出占世界的比例为28%，金砖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尼、中国、南非）占近12%，是十年前的两倍。

图1  主要研发参与者的研发总支出及其占世界总支出的百分比

二、经济危机使各国重视社会挑战驱动的创新政策

经济危机对公共财政的影响仍在持续，许多国家在努力维持和加强科技创新投资的同时，重视社会挑战驱动的创新政策以实现社会目标，并推动“系统创新”，即动员创新参与者和整个社会系统来解决社会与经济挑战，从而引发从国家政策范式向支持大规模社会经济转型的创新政策的转变，进而对创新政策及其监管产生影响，要求有新的机制和管理方式来克服技术闭锁，保证科技创新造福社会。

为应对环境和社会挑战，科技创新政策日益趋向于使命驱动的政策，这不仅需要取得技术突破以及对现有和新的技术解决方案进行快速部署，还需要政策、规范和行为等多方面的系统变化。

三、全球化使得国家创新政策面向全球价值链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以及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之间的日益交叉融合，各国家的创新政策日益寻求在全球价值链中形成本国的优势，吸引创新相关的部门来服务于产生价值和创造就业岗位。科技全球化带来人才与知识资本国际循环的加速，各国努力采取措施吸引人才与知识，通过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将新企业和中小企业集成到全球价值链，以完善国家研究生态系统，并通过加强大学能力、研究基础设施，为国外科研人员提供工作机会、开展品牌推广、启动人才流动计划和改善学习环境等措施来提升国家研究系统的吸引力。

全球价值链对国家科技创新政策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科技创新政策超越了国家政策范畴，要求具有完善的国际合作政策框架；构建国际合作和网络意味着更高的交易成本、失败风险及包括更多的参与者，需要有更加有效的监管机制，如优先领域设置机制、资助与投入安排等；国家创新中心日益与全球创新网络相联系，提出了国家政策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的问题，包括国家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框架在全球背景下是否适宜，公共资金流失的风险等。

四、公共研究日益重视卓越性和开放性

得益于持续的公共研发承诺，全球经济危机期间各国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的研发支出得以保持。为提升科研的卓越性和相关性，同时解决预算紧张问题，公共研究日益依赖以竞争为基础的项目资助，而削弱了机构式资助，并通过设定优先领域将公共资助指向战略性研究领域。此外，大部分国家实施了卓越研究计划，结合了机构和项目资助机制来鼓励卓越研究，并支持挑战驱动的科研。

开放式科研的发展要求有新的政策方法和监管安排，包括开展公共研究、利用研究成果、保护和获取研究成果、科学与社会交互等方式的改变。此外，公共研究日益重视知识转移，研究商业化成为公共研究的核心目标，并通过产-研合作等方面的政策加强科技政策的市场视角和参与。为鼓励公共研究成果的商业化，许多国家采取了更加系统化和战略性的政策措施，如扩大和改造技术转移办公室，在商业化过程中鼓励学生的参与等。

五、公共支持促商业研发重获生机

自2011年以来，企业研发支出重新回到危机前3%的年度增长率，但这一增长率是在危机中较低水平的基础上获得的。对企业研发的大量公共支持帮助缓解了危机的影响，其中的主要措施是研发税收减免。税收减免和直接资助占了各国企业研发支出的10-20%。对企业研发的直接公共资助越来越多地是通过竞争性的资助和合同，同时，提供贷款和贷款担保等形式的债务融资，以及风险投资等股权融资方式使用越来越多。许多国家还提供专门资金支持特定产业或企业类型（如中小企业），以此作为新产业政策的一部分。               

（王建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