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由英国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牵头、全球23个国家87家机构的160名研究人员共同撰写的《2025年全球临界点报告》发布^[1]。报告指出，地球已达到首个气候临界点——温水珊瑚礁正大规模死亡。所谓临界点，通常指微小变化对系统产生巨大影响的时刻。具体而言，当系统某一部分的变化超过某个阈值后，会触发自我强化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显著、广泛且往往不可逆转的影响。随着全球变暖即将突破1.5 ℃，世界正接近更多灾难性临界点，包括极地冰盖的不可逆转融化、关键洋流的崩溃以及亚马孙雨林的大面积退化。报告强调，避免灾难的关键在于立即采取行动，支持社会转型，并触发绿色技术普及等“积极临界点”^[2]。报告的主要结论如下：

1、新现实：随着全球变暖接近1.5 ℃，地球的气候与自然系统已开始越过临界点。在全球变暖已达1.4 ℃的情况下，温水珊瑚礁正越过其临界点，出现前所未有的衰退。部分极地冰盖可能也已越过临界点，最终将导致全球海平面不可逆转地上升数米，影响数亿人。

2、风险升级：变暖超过1.5 ℃将使全球进一步面临临界点带来的灾难性风险。气候变化和森林砍伐共同使亚马孙雨林面临升温低于2 ℃时的大范围枯死风险，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也面临升温低于2 ℃时的崩溃风险。

 3、防止跨越临界点：尽可能减少超过1.5 ℃的幅度和持续时间对于防止气候临界点至关重要。为最大限度减少全球升温超过1.5 ℃的幅度和持续时间，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需要在2030年比2010年的水平减少一半，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随后需要实现温室气体净去除。这需要加速脱碳进程和扩大碳去除规模。

4、立即行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的领导人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防止破坏性临界点的发生。防止某些破坏性且不可逆转临界点发生窗口期正在迅速关闭。当前的国家自主贡献（NDC）和具有约束力的长期或净零目标不足以防止破坏性临界点的发生，亟需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

5、地方行动：应对非气候驱动因素有助于避免生物圈临界点。对于温水珊瑚礁、亚马孙雨林及其他面临临界点风险的生态系统，减少非气候压力因素有助于增强其抵御临界点变化的能力。珊瑚礁需控制过度捕捞和营养负荷，亚马孙雨林应遏制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是关键。但唯有将全球变暖降至1.5 ℃以下，才能防止珊瑚礁的永久丧失。

6、近期进展：尽管近期出现倒退，但气候行动进程在过去两年有所加速。2023年以来，全球清洁技术的采用急剧加速，尤其是太阳能光伏发电和电动汽车。气候变化诉讼和生态恢复行动正加速扩展，同时，食品和纤维供应链中也出现了更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尽管部分国家和部门在承诺方面出现倒退，但少数仍能积极带动多数，在社会、经济和技术方面产生自我强化的变革。

7、加速转型：需要出台相关政策加速化石燃料转型。在能源系统中触发“积极临界点”的最有效政策，通常是强制要求逐步引入清洁技术并淘汰化石燃料技术，包括在主要市场禁止未来销售汽油/柴油汽车、柴油卡车和燃气锅炉。这些政策能让清洁能源更加优质且经济实惠，有助于减少75%的能源相关温室气体排放。

8、保障资金：降低资本成本能够促成“积极临界点”，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国家。可以调动所有公共和私人资金来源，以降低低碳技术与韧性基础设施的资本成本。气候融资的成本还必须考虑到气候行动带来的长期经济和健康效益，以及不采取行动或延迟行动造成的更大成本。“巴库至贝伦路线图”（Baku-to-Belem Roadmap）为气候融资提供了变革性机遇。

9、促进公正：“积极临界点”可以同时应对贫困、饥饿和不平等。“积极临界点”已经降低了全球能源价格，为缺电地区加速提供廉价电力，并使化石燃料净进口国的经济受益。让社区参与快速转型，有助于确保脱碳的同时实现消除饥饿、贫困和不平等的社会发展目标。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可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必要的金融、卫生、教育及其他社会和经济服务，助力公平与共同繁荣。

10、变革食品体系：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可以积极变革食品体系。需要推进政策改革，以减少食品、农业和森林砍伐相关的25%温室气体排放，并助力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各国法律框架和治理机制、公共和私人资金支持可持续生产、消费转型及可持续的国际贸易政策，对于避免自然界的破坏性临界点至关重要。

11、恢复自然：自然恢复的“积极临界点”可以扩大可持续碳去除的规模。当前社会已经在推广有利于自然的积极举措，包括设立海洋保护区。采取行动保护原住民权利、支持社区主导的保护举措、确保公平透明地评估自然价值以及确立自然权利，有助于触发进一步的积极自然临界点。这将有助于实现《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并对扩大碳去除规模和限制升温超过1.5 ℃至关重要。

12、连锁变革：民间社会和治理可以相互促进，引发系列积极变革。积极的临界点可以对社会和经济产生连锁反应。促进民间社会的集体行动，对于推动触发“积极临界点”并增强政策制定者的行动能力至关重要。只有将果断的政策与民间社会行动相结合，才能将全球发展轨迹从面临生存性气候临界点风险转向把握“积极临界点”的机遇。 

（廖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