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自然》杂志推出中国特辑，发布6篇评论文章分析了中国科研的现状和问题，其中包括4篇杂志编辑及记者文章：《中国科研的未来》^[1]、《数说中国科研》^[2]、《中国科学之星》[3]和《中国将成为DNA测序强国》^[4]，以及两篇评述文章：日本理化所科学家Sipp与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裴端卿研究员合作的《中国的生物伦理学》^[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关于推进中国基础研究发展的文章。其中主要观点包括：

　　1、中国科研的质量和创造力仍需提升。中国的科技基础仍然薄弱，许多带来最重要科研工作的发明是海外同行的产品，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似乎仍然只是一个大规模科研的实施者，而没有寻求真正的突破，因此科研的质量和创造力仍然不足。

　　2、需注意基础研究与需求驱动的技术产出间的平衡。中国目前对科学的支持更多关注于寻求转化型成果，认为科学家应该解决急迫的经济与产业问题，支持高度优先的技术企业，但鼓励基础研究与需求驱动的技术产出之间的平衡必须坚守，否则科学家将被迫仅从事转化型研究，从而影响科学自由。此外，真正领先的科技是需要培育而不是强取的，对这种区别的遵从将对未来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要由科研人员、而不是决策者，制定创新与发现的议程。

　　3、中国的科研能力和质量均在提升，但仍有提高的空间。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有所降温，但在科学上的雄心并没有表现出衰落的迹象，目前中国科研投入超过欧盟；科研论文产出仅次于美国，且占世界高被引论文的约1/5；顶尖中国科研机构进入世界最好之列，创造了一些无与伦比的设施。中国科研可以提高的方面在于：与科技强国相比，中国的基础研究投入过少，国际合作率偏低；学术论文的影响力正迅速提高，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虽有超过150万的科研人员，鉴于庞大的人口基础比例仍较小等。

　　4、中国在监管涉及敏感伦理问题的生物科学研究方面的经验或许值得借鉴。第一篇也是仅有的一篇研究人类胚胎基因修改的文章来自中国，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成功从以农业和产品制造为主的封闭社会向领先的创新社会转型的标志。中国政府规范禁止该类研究用于生育但允许开展科研的一贯立场给科学家们带来了信心。    

　　（王建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