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的平行论坛“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发展论坛”拉开帷幕。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致辞时表示，国家高新区坚持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道路，为中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全球科技园区发展进行了有益探索。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178家国家高新区贡献了GDP19.3万亿元（占全国GDP的14.3%）、工业增加值9.8万亿元（占全国24.1%），并汇聚了全国33%的高新技术企业、46%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67%的独角兽企业。辛国斌在致辞中还透露，2024年，国家高新区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拥有发明专利数均占全国50%左右，产出了一大批原创技术、首发产品，成为我国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要搭建平台、健全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 

继2019年之后，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再次把高新区相关内容写入，明确提出要“加快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为何在《报告》中再次强调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新时代国家高新区又如何承担新的使命？ 

 带着上述问题，中国工业报专访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高新区研究中心主任刘会武。这位专业研究高新区二十余年的专家，系统为中国工业报阐释了国家对高新区给予的期望与高新区的未来重要使命。 

  破解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孤岛效应”    

国家高新区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集中资源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集群，成为突破“卡脖子”技术的重要载体。   

中国工业报：2025年《报告》再次将高新区纳入国家战略，您认为这释放了哪些信号？ 

刘会武：2025年《报告》中再次将高新区纳入国家战略，体现了国家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顶层设计逻辑，同时确立了国家高新区在国家战略中的主力军、主引擎作用。国家高新区将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战略支点。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信号： 

一是凸显国家高新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作用。国家高新区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的核心引擎，已形成显著集聚效应。2025年《报告》首次提出要“加快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且明确指出要推动资金、资源向178个国家高新区倾斜。这178个国家高新区将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主阵地。这也意味着国家高新区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直接挂钩，国家高新区将通过“技术-产业-生态”三位一体的协同机制，推动未来产业在园区形成突破性发展。       

二是明确国家高新区体制机制改革的先行先试作用。《报告》明确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与国家高新区“因改革而生、依改革而兴”的基因一脉相承。目前，全国依托66家国家高新区已设立23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累计出台近1000项改革政策，其中30余项首创性政策在全国得到复制推广。未来改革将聚焦三大痛点：一是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二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三是优化新业态监管机制，为新兴领域提供制度保障。   

三是发挥国家高新区全球科技竞争的关键突破作用。面对国际技术博弈加剧的形势，高新区被赋予“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 推进科研院所改革, 探索国家实验室新型科研组织模式, 增强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能力”的新使命。工信部《国家高新区新赛道培育行动方案》中明确，将建立重点新赛道评价标准，分领域优选一批竞争力突出的园区，形成重点新赛道园区榜单。国家高新区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集中资源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集群，成为突破“卡脖子”技术的重要载体。    

中国工业报：国家高新区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刘会武：国家高新区通过“要素集聚-制度创新-场景驱动-空间协同”四重机制，有效破解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孤岛效应”，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发挥着战略枢纽作用，其角色定位和功能价值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创新要素的超级集聚平台。国家高新区通过构建“研发-转化-产业化”全要素生态，集聚了全国25%的研发人员、33%的高新技术企业、46%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67%的独角兽企业，形成创新要素的虹吸效应。 

二是产业链协同创新的组织中枢。通过构建跨区域产业协同网络，国家高新区已形成覆盖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战略性产业的协同创新机制。 

三是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制度实验室”，国家高新区多年来一直是政策先行先试的主阵地，有多项政策属于全国首创。广州高新区首创“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前沿技术发现机制，构建‘大学院所+创新基金+创新园区’的颠覆性技术创新体系，发布全国首个全面支持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政策，建设广州颠覆性技术创新园。贵阳高新区建设技术交易市场，2023年技术合同成交额达23.1亿元，成果转化贡献率超60%。 

四是数字经济发展的转型引擎。国家高新区数字化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13万亿元，占国家高新区总营业收入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占全国数字经济总量近三成。其数字化转型呈现三大特征：一是基础设施智能化，加快布局5G、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二是制造场景深度重构，利用AI大模型赋能传统制造业；三是元宇宙等新业态在高新区加速孕育。 

 高新区布局新兴赛道需加强顶层设计    

 当前，全国多家高新区布局量子、AI等新兴赛道，为避免重复投入、资源分散等问题，需通过“战略统筹-生态协同-制度创新”的顶层设计框架，推动资源高效配置与差异化发展。   

中国工业报：工信部与地方高新区协同机制如何优化，以强化“科技-产业”融合效率？ 

刘会武：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指出，将科学技术部的组织拟订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规划和政策，指导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科技园区建设，指导科技服务业、技术市场、科技中介组织发展等职责划入工业和信息化部。此次机构改革实质上意味着在党的二十大之后，党中央对国家高新区的定位发生了变化，也意味着高新区承载的国家使命和战略定位发生了重大转变。科技部职能调整后，工信部对国家高新区通过“战略统筹-要素贯通-服务升级”的协同机制优化，显著提升了国家高新区“科技-产业”融合效率。 

首先，工信部依托国家高新区需求库与战略技术图谱，建立双向对接机制，构建“需求牵引-技术供给”精准匹配网络。2025年，工信部的重点工作之一是开展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揭榜挂帅”，制定出台生物制造、量子产业等领域创新发展政策。 

其次，工信部创新要素流通机制创新，打通“人才-资金-数据”跨区配置通道。工信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组织开展了“百园百校万企”创新合作行动，鼓励国家高新区与国家大学科技园形成长效合作机制，加强对国家大学科技园技术转化服务能力建设的支持；鼓励国家高新区组织园内企业加强与高校合作，实施产教融合育才行动；鼓励多地联合开展跨区域合作，促进创新要素的流动和转化。 

再次， 工信部推动包括概念验证中心、区域性中试平台、场景开放平台等三类平台建设，建立“概念验证-中试熟化-场景应用”全链条体系。 

最后，工信部重新构建了评价督导体系，实施“创新效能+产业贡献”的双维考核。下一步，工信部将进一步健全评价、督导、服务一体化工作机制，强化评价结果运用，引导高新区加快高质量发展步伐。   

通过上述机制优化，国家高新区正向制度创新高地跃迁，为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中国工业报：国家高新区在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赛道中，应如何平衡“国家规划”与“区域特色”的优先级？ 

刘会武：国家高新区在布局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时，需以“国家战略为纲、区域禀赋为基、动态平衡为要”为原则，构建多维协同的发展机制。 

在战略协同与特色定位方面，国家高新区需在中央规划框架下挖掘特色优势。例如，合肥高新区依托中国科大、量子创新院等科研资源，形成“基础研究-技术转化-产业集群”的量子科技全链条生态；济南高新区则基于空天信息产业基础，培育火箭领域产业链、建强卫星领域产业链、壮大航空制造产业链。这种“国家需求牵引、区域禀赋支撑”的模式，既满足国家战略布局，又避免同质化竞争。 

在创新生态的梯度分工方面，工信部应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化推广国家高新区东西合作、南北互动机制。推动高新区“研发在东部、转化在中部、制造在西部”的梯度分工，既保障国家产业链安全，又激活区域比较优势。 

在产业路线的资源配置方面，工信部应建立对国家高新区“技术成熟度-区域适配度”双维评估体系，从而动态调整资源投入和产业布局。建议每两年开展一次产业路线图修订，动态调整资源投入方向。 

中国工业报：多地争相布局量子、AI等赛道，如何通过顶层设计避免低效重复和资源浪费？ 

刘会武：需要通过“战略统筹-生态协同-制度创新”的顶层设计框架，推动资源高效配置与差异化发展。 

国家战略统筹下的区域分工协作。动态绘制全国产业地图，定期修订产业路线图，建立“技术成熟度-区域适配度”双维评估机制，明确各高新区核心定位。 

完善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机制。设立国家未来产业专项基金，重点支持战略领域突破，并建立基金动态退出机制，对评估不达标的园区缩减支持。建设全国性概念验证与中试平台网络，实现跨区域技术转化，共享技术服务和数据，减少重复投入。 

加强制度性创新，建立利益共享机制。依据园区禀赋制定专项政策，避免“大水漫灌”，优先支持已形成特色优势的领域。加强对国家高新区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产业链安全性方面的考核。建立央地权责与利益共享机制，通过税收分成、专利共享激发跨区域协同动力。 

  头部高新区与硅谷等国际标杆园区还有一定差距    

中关村、张江等头部国家高新区需在基础研究投入、市场化机制、全球资源配置等环节加速追赶，方能实现从“中国硅谷”向“世界级科创中心”的质变。   

 中国工业报：当前高新区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存在哪些主要挑战？ 

 刘会武：当前，国家高新区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面临多重结构性挑战，这些挑战既源于全球科技竞争格局的演变，也受到传统发展模式的惯性制约。核心挑战归纳如下： 

 一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领域存在“卡脖子”风险。尽管国家高新区贡献了全国50%的发明专利和33%的高新技术企业，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性突破仍显匮乏，在量子计算、光刻机等关键领域，很多核心技术仍依赖进口；核心部件进口占比超80%，基础研究积淀不足。 

二是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创新链与产业链衔接不畅。国家高新区技术成果转化周期仍较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高新区中试平台数量较少，产业覆盖面不大，导致大量实验室成果难以跨越“死亡之谷”。技术交易市场、知识产权质押等机制尚未完全打通。 

三是要素驱动惯性犹存，新质生产力培育机制待完善。部分高新区仍依赖土地、税收等传统政策工具，未能建立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和治理机制。 

    四是区域发展失衡加剧，创新要素流动壁垒待破除。东部与中西部高新区差距持续扩大：2024年综合评价排名前二十位和研发投入强度排名前二十位的高新区榜单里，仅有西安和成都两家西部高新区。 

五是国际竞争压力加剧，全球创新网络融入度不足。2023年，国家高新区企业从业人员中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和外籍常驻员工占比出现下滑，低于前两年的数值；高新区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全国比重连续两年下滑；高新区的技术服务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仅有5.6%。   

这些挑战的破解需要系统性的制度创新，既需延续“先行先试”的改革基因，更需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治理体系。 

 中国工业报：中关村、张江等头部高新区与硅谷等国际标杆的差距，核心体现在哪些环节？ 

 刘会武：目前，中关村、张江等头部国家高新区与以硅谷为代表的国际标杆园区还存在一定差距，核心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在原始创新与全球竞争力方面，尽管中关村跟硅谷一样，拥有字节跳动、百度等高市值科技企业，但跟硅谷拥有英特尔、苹果、谷歌等全球知名企业相比，在企业市值与品牌价值上还有明显差距，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还有待提升。 

 在研发投入强度与产出效率方面，硅谷企业研发投入强度长期保持在10%-15%的水平，而中关村指数2022显示，2021年中关村研发投入强度为5.5%，尚不足硅谷的1/2。 

 在科技金融和创新生态方面，尽管2023年国家高新区吸收的风险投资从总量上看，已分别达到硅谷地区的1.7倍及旧金山地区的2.7倍，但从单个国家高新区来看仍和硅谷差距明显。 

 在国际化生态与资源集聚度方面，中关村外籍从业人员占比不足0.5%，远低于伦敦、纽约、硅谷地区的55%、37%、36%比例。硅谷每年净流入国际技术移民多达1.6万人，而2023年国家高新区中外籍常驻人口最多的上海张江高新区仅有7841人，中关村更是仅有4434人。 

 在从业人员待遇水平方面，2023年，国家高新区中企业从业人员平均薪酬最高的上海紫竹高新区为36.6万元/年，仅为美国硅谷从业人员平均薪酬的27.5%。   

 中关村、张江等头部国家高新区需在基础研究投入、市场化机制、全球资源配置等环节加速追赶，方能实现从“中国硅谷”向“世界级科创中心”的质变。 

中国工业报：高新区吸引全球顶尖科技人才，亟需哪些配套政策突破？ 

刘会武：结合国家高新区的实践及政策导向，亟需在以下四个领域实现配套政策突破： 

 一是签证与居留制度创新。西安高新区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两项业务进行优化整合，办理时限由之前的21个工作日压缩至现在的5个工作日。 

 二是税收与收入分配改革。成都高新区面向全球引进符合成都高新区主导产业建圈强链方向、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的急需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急需产业创新领军人才，给予最高2000万元支持。 

 三是科研经费跨境流动。北京和广州等多地开展“科汇通”试点，允许境外科研开办资金直接汇入境内的外资非企业科研机构（即事业单位或民办非企业单位）。 

 四是生活服务与生态构建。合肥高新区布局建设一批宜居宜业的高品质国际人才社区，构建“科创园区+科创企业+人才社区”全链条、全方位人才服务联动模式，构建类海外创业生态。 

国家高新区有望成为 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引领者    

国家高新区将在“十五五”至2035年间完成从“要素驱动”到“创新生态驱动”的质变，真正成为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引领者。   

中国工业报：科创金融试点如何与高新区需求结合，解决“不敢投、不愿投”的问题。 

刘会武：科创金融试点与国家高新区需求的有效结合，需通过制度创新、风险共担、精准匹配等机制设计，破解资金“不敢投、不愿投”的难题。 

一是构建多层次风险分担机制，降低投资顾虑。通过设立政府风险补偿基金，对科创贷款损失给予一定百分比的补偿。 

二是以差异化金融产品适配企业生命周期。对于初创期企业，推广“创新积分贷”、“科技人才贷”等产品，提高首贷率至40%以上。对于成长期企业，试点“投贷联动”模式，银行与创投机构协同提供“股权+债权”组合融资。对于成熟期企业，可引导通过北交所、科创板等资本市场通道加速上市。 

三是创新金融工具破解抵押物瓶颈。建立全国统一的知识产权评估与交易平台，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和数据资产质押融资，依托核心企业信用为上下游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应收账款融资。 

四是构建科技金融生态圈，消除信息不对称。通过企业创新积分量化评价，定向配置财政与金融资源。 

五是优化考核机制，激发投资动力。推进科技银行差异化考核，延长科技信贷人员绩效周期；创投容错机制，失败项目豁免追责。   

    中国工业报：高新区在“十五五”与2035中长期目标间，需优先夯实哪些基础能力？ 

    刘会武：国家高新区作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载体，在衔接“十五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的关键时期，需围绕“原始创新力、成果转化力、产业引领力、全球竞争力、持续发展力”五方面夯实基础能力：  原始创新力：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支撑体系。聚焦国家战略需求，瞄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支持各类创新主体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等，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成果转化力：打通“实验室-中试-产业化”链条。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检验检测、技术转移等服务机构，推广“中试+投资+孵化”运营模式，建强技术经理人队伍。深入实施“百园百校万企”创新合作行动，加快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引导更多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推动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深化。 

产业引领力：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围绕高新区特色优势进一步做优做强主导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全球竞争力：提升国际产业竞争力。通过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领军企业，建设多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的实现。试点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加大企业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推动力度。 

持续发展力：构建可持续发展范式。进一步控制单位增加值能耗，落实“十四五”单位增加值综合能耗目标。 

通过上述能力建设，国家高新区将在“十五五”至2035年间完成从“要素驱动”到“创新生态驱动”的质变，真正成为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