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2024年四川科技创新发展的一大关键词是融合力，本质上是推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以期形成更多新质生产力。在当下这个时期，为何推进“双链”深度融合更加迫切？

袁建霞：新质生产力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所在，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在当下高质量发展时期，对全国、对四川来说，既面临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又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强力竞争，唯有通过创新来形成更多的新质生产力，且不是一般的创新，而是具有巨大潜力的基础科学、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创新，以催生出更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为此，需要推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并持续提升融合力，从源头开始即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使两条链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协同联动、同向发力。通过科技创新来解决产业发展中的断点、痛点、难点、堵点，推动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确保产业链安全，加快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开辟新赛道、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王楠：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是一项长期任务，是解决科技创新“孤岛现象”的现实要求，是推动我省产业迈上价值链中高端的关键，也是知识经济时代决定竞争成败的关键。

四川是经济大省、创新资源大省，要形成新的增长极和动力源，需要科技创新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科技和产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谋划，在这一阶段，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就显得尤其重要。

王颖：“中国制造”要转向“中国创造”，需要充分发挥创新链对产业链的驱动作用，并叠加产业链对创新链的引导和承载效应。“双链融合”能够促进产业优势由生产制造向创新研发等高附加值环节拓展，增强综合国际竞争力，有利于高质量发展。

创新链是动力源。过去我们讲“跟随式创新”，现在则必须要在“源头创新”上下功夫。比如生物医药产业，极可能出现颠覆性创新，在药品可及性、可负担性方面，不创新就会落后于人。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创新主体要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面向未来发展前沿的科技创新合力，为发展“源头创新”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同时，产业链补链、强链才能更好地承接创新发展。就拿生物医药产业来说，质量分析使用的高精度分析设备、部分关键辅料等环节仍存在短板，补链、强链的过程也为部署创新链提供了载体。要围绕产业链各环节的实际需求，把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产业发展中。

记者：过去我们看到很多诸如产学研联合体的诞生，还有一些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倒推企业自主创新的措施。现在又提双链融合，有什么不同？相应地，我们的创新体系的哪些环节应有适当调整？

王颖：“产学研联合”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的互动合作，既解决了企业的难题，又盘活了科研院所和高校创新资源。但从实际情况看，还存在一些短板，如产业界与科研界在创新目标导向上存在脱节，很长一段时间，科技型企业创新供给不足的同时，高校院所大量有效专利又在“沉睡”。

而“双链融合”关键在“融”。企业和科研院所、高校作为创新的主体，绝不能只是“有问题才找你”，更需要“双向奔赴”，理念和认识上要进一步的开放和融合。

对企业来说，要打造自身的创新生态，构建起企业、创投机构、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及相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网络，促进资源共享，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生态圈；同时，加强外部创新技术和产品的合作，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跨主体、跨空间的融合。

王楠：过去一部分产学研联合的做法，从政策层面促进科研界、产业界的互动合作。而现在更需要的是加强产、学、研之间的利益联结，让创新活动的全过程围绕产业链开展，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中的障碍就不存在了。

比如，四川正在探索的新型研发机构等，就是通过股权等形式共建利益共同体，推进面向需求的创新。像这样的共同体，联结更加密切，融合了各个创新主体的诉求，有效减少转化的中间环节。这时，创新直接面向产业端，产业的需求直接反馈到创新端，创新体系的“闭环”就形成了。

因此，创新体系建设的长期方向，必然是把利益纽带打造得更加牢固、结实，劲往一处使，真正构建起创新实现、成果转化的通道。

沿海地区的一些创新平台有一定借鉴意义。这些实验室的实体化建设，不仅是仪器、场地的实体化，更是高层次科研人才队伍的实体化。这样的做法使得创新方向、目标更加聚焦，避免了“内耗”的发生，使得创新更加“心无旁骛”。

袁建霞：产学研联合体、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倒推企业自主创新是在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背景下提出的重要破解措施，其实也是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的措施，只是聚焦在某些环节上。现在又提双链融合，这是从“零敲碎打”到整个创新体系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调整，是构建环环相扣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

首先，我们需要党委政府把科技和产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谋划。

其次，我们需要融合的动力，即充分调动各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从创新供给端来说，要改进我们的“指挥棒”，从科研计划的导向上、从成果和人才的评价上，引导科研人员做有产业应用价值的研究；从成果的应用端来看，要着力提升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让科技领军企业在自主创新中“挑大梁”，在带动产业链跃迁上“唱主角”。

再者，我们需要融合的“土壤”。提升本地产业承接能力，为创新企业寻找落地应用场景。我们还需要融合的平台，完善转移转化体系，搭建概念验证和中试等研发平台等。

记者：作为科教大省，四川拥有大量的成果产出，习近平总书记也要求四川“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科技成果转化，这是四川在政治上的“必答题”，也是未来形成更多新质生产力的“加分项”。我们在成果转化上的堵点、痛点，如何着力解决？

王楠：四川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进行了大量政策探索和环境营造，致力于把更多高端科技成果留在省内，形成新质生产力。

近年来，随着四川产业转型升级对科学技术需求的增强，科技创新服务于自身发展的比重持续加大，四川科技成果在本地开花结果已成为大势。同时，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和持续发力。

比如，专业化的中试研发平台不足、专业化的技术转移转化机构和人才不足、多元化的社会资本投入不足等。因此，职务科技成果权属制度改革仍需全面深化，继续激发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完善职务科技成果国有资产管理机制，同时强化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体系建设，加速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王颖：首要的是降低产业界和科研界在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摩擦成本”。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针对产业链的痛点、卡点、堵点，集成各类创新资源，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终为始，将极大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对于从基础研究延伸的成果转化，要理顺成果转化的瓶颈，比如科研人员激励问题，中试熟化平台数量较少的问题等，促使科研人员有动力、有条件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作一定融合，减少与企业对接过程中对技术成熟度的争议。

这些是理想状态。实际中，信息的不对称性对于科研成果转化的对接以及合作的达成影响重大。因此，要建设起科技创新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畅通供需双方的信息获取渠道，将较好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袁建霞：首先要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布局建设一批中试熟化平台、技术转移机构和新型研发机构，让更多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从实验室走向生产车间。

其次要保持科技创新方向与产业发展方向的一致性。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立足四川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前瞻布局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并围绕相关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部署科研创新方向，包括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及试制改进等，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加快形成四川高质量发展新的动力源。

同时要畅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通道，包括：改革成果评价和人才评价机制，建立有利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分级分类评价体系；加强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支持建立市场化的中试研发平台和技术转移机构；打造全省统一的技术交易市场，为科技成果提供转移转化平台；加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才培养等，技术经理人、技术经纪人等在成果转移转化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打造这样一支人才队伍将极大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效率。

记者：2022年广东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3841.61亿元，比上年增长10.7%，占比87.1%；四川企业R&D经费为732.7亿元，企业R&D经费占比首次突破六成。企业自主创新是四川的短板，从这组数据可见一斑。怎样从“要我创新”到“我要创新”，让企业在自主创新上争先恐后？

王楠：从企业开展研发活动和建设研发机构覆盖面、研发投入强度等方面看，四川企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企业创新能力确实是我省科技创新的明显短板。

企业要在产业链“向上攀升”，才能更好激发创新的内生动力；企业的利润丰厚了，才能更好积聚创新的实力。2023年，四川规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到8月和9月才走出同比累计负增长，对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产生不利影响。但是，2023年不少上市企业研发费用增速高于营业收入增速，研发投入强度稳定提升，可见在复杂严峻的发展压力下，许多头部企业仍保持创新投入定力，积极布局未来发展。

提升企业创新积极性，应与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一同下功夫。从政府来说，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助力企业科技创新：

一是强化国有企业创新引领，发挥行业创新示范带动作用。二是强化领军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作用，带动上下游企业围绕产业链构建创新链。三是以产学研协同强化企业创新，促进创新资源向企业流动。四是进一步强化创新政策服务，促进激励政策在促进企业创新中发挥最大效能。

袁建霞：在从科技强到企业强、产业强、经济强的创新之路上，企业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总体来看，我国企业的创新意识不断增强，创新投入逐年增加，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加强。不过，企业作为一个营利性市场机构组织谨慎投资、规避风险不可避免，尤其是对于具有较大风险和较强外部性的基础研究投资，需要政府的引导、鼓励和支持，包括通过完善多元投入机制、直接给予经费支持、政府购买服务等，引导企业进行前瞻性部署。同时，不断完善企业基础研究税收制度，适时提高优惠力度，加强相关企业基础研究的激励与考核，从源头激发企业开展科学研究的内生动力。

王颖：我们从2012年开始布局第一个创新药的项目，到完成第一个自主研发一类新药的二期临床花了9年的时间。对于生物医药产业而言，研发周期长、风险高，但“我要创新”一直是一种自觉。生物医药产业是创新驱动的产业，竞争也是全球性的，创新是产业升级的方向所在。

2020—2022年，公司的研发投入平均比例为19.92%，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归功于高比例的研发投入，近年来，我们还持续推出新产品上市。去年底，公司首个制剂产品“盐酸纳美芬注射液”获得美国FDA批准，走出了国际化的坚实一步。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希望从资金链和人才链方面更好支撑双链融合，避免创新发展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比如，企业的创新平台建设、高端人才引进和留用、区域内上下游配套及生态圈的打造等，需要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