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兴事件到华为、中科曙光等被美国被列入黑名单，芯片已经成了国人之痛。在今天由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举行的“高质量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两位专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一心痛之处。

　　“芯片产业是高度集成、高度精密、高度国际化、高度研发导向的产业，其核心设备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来自于全球几十个国家，数百个供应商，他们形成了快速变化的复杂创新系统。芯片产业系统存在的任何一个短板都可能变成一种制约，这就需要着力加强系统创新能力。”在研讨会上，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理事长、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峰如是说。

　　巧的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李正风在研讨会上也谈到了芯片问题。他说，芯片涉及到电子、化工、光学、机械等多领域的一系列技术，这种“卡脖子”的技术往往是复杂的技术系统。

　　以此为例，李正风认为：创新体系中各要素之间缺乏应有的互动、联系，以及要素之间出现的各种错配现象，其实就是一种系统失灵。“我国创新体系在顶层设计、重大科技计划和重大项目组织管理模式、产学研合作机制、基础研究引领支撑技术创新、激励创新创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人才培养储备与利用全球优秀人才等方面存在‘系统失灵’问题，严重制约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对创新体系进行面向未来的系统性改革，解决‘系统失灵’问题，全面提升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在世界各国的竞争中，美国具有领先优势。那么美国的优势是什么？李正风认为就是创新体系的综合优势。这个优势包括：激励创新创业的企业家精神与社会土壤、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良好的营商环境、雄厚的科学基础与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机制、多元文化的移民环境与全球人才虹吸效应、充分尊重知识产权和高度保护中小企业创新的竞争环境、不断推进前沿技术发展的军民融合体系、广泛的国际合作和全球影响力。

　　在研讨会上，潘教峰着重介绍了科技创新模式的一些变化特征。他通过对创新要素的具体分析总结了工业经济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组织模式的变革趋势。

　　首先是创新参与主体的大众化。在工业经济时代，创新是少数“精英”的专利，主要是一些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单打独斗”；而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打破了身份限制，创客、用户等非企业主体加入进来，可以通过互联网快速集结，形成了群体协作创新。

　　其次是创新组织机构的开放化。工业经济时代是垂直宝塔式的组织结构，创新成本、效率和效益主要通过一体化整合在一起，是“眼睛向内”的；而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横向聚合式的组织结构，它可以对接组织外部的一切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源，是“眼睛向外”的。

　　再次是创新行业领域的跨界化。在工业经济时代，创新基本上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门类之间，理、工、农、医等学科专业之间的“井水不犯河水”的活动，而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的组织、地域、技术、行业边界日益模糊，跨界融合释放乘数效应，出其不意颠覆在位企业，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点。

　　第四是创新链接机制的平台化。工业经济时代，创新表现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发展的线性过程，链条之间相互脱节，创新像孤岛，属于“管道”思维；而知识经济时代，平台成为链接创新资源的要素和对接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键枢纽，它重组人、机、物之间的联系，激发网络效应，属于“平台”思维。

　　最后是创新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工业经济时代，是政府出资建立国家实验室、大企业出资建立企业实验室，有一个很高的进入门槛；而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私人基金会支持的“私人科学”发展，可以通过互联网科研众筹，不需要很高的进入门槛。

　　总之，创新在工业经济时代呈现出中心化和有组织的特征，而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则呈现出半中心化、自组织的特征。

　　正像李正风所说，现代经济体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不是因为它们拥有天才，而是因为“它们的体制结构能够很好地推动和实现大众参与的创新。大众参与的创新自下而上渗透到整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