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召开的五四百年纪念座谈会非常有意义。一百年前我们强调科学与民主，现在看来仍然很重要。全球化时代中国究竟如何促进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科学的作用及其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深思。

　　我国对科学重要性的认识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当前无论是公众，还是政府官员对科学的作用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中兴”、“华为”等事件发生后，举国震惊，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我认为这类事件其实早就存在，当年我在中科院分管国际合作工作就有这种感受。我们曾经策划去德国亥姆赫兹国家研究中心进行高层访问，当我们提出希望与他们开展航空航天领域的合作后，被他们婉拒了，说时机尚不成熟，其实就是涉及了战略性高技术领域的合作，他们认为中国还不具备与德国合作的基础。当年我负责大科学装置规划时，曾希望带领8–9人的代表团去访问美国的国家实验室，他们经过较长时间的内部审批后同意邀请我们，但遗憾的是几乎所有团队成员的签证申请都被拒，无法成行。

　　科学研究需要长期积累，系统探索，和自由的氛围。但长期以来，我们的科学文化注重的是实用性，严重制约了科学的发展。当年我们在推进与英国的科技合作时发现，受政府基金项目资助的英国科学家每次到中国访问，回国后必须写一份有关中国在该领域研究水平的评估报告，为英国在这些领域能否与中国合作提供判断。最典型的事例是，英国科学家曾对上海的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机构进行访问，但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即使是科学院的研究机构也没有形成真正的科学文化，不能真正在开展科学研究，因为科研人员谈的都是合作后如何发表论文，而不是科学思想的交流。唯一一个谈科学思想的机构是中国科学院和马普学会共建的计算生物学伙伴研究所，但机构中的研究人员多是从国际上公开招聘的科学家。

　　我们现在把科研变成了一种职业，因为我们做科学研究工作更多地是为了谋生。科研人员的升迁和收入水平都是依据研究绩效来决定，这样的评价标准只能根据短时间的任务目标来确定，而科学思想、新学说、新理论、新方法则需要长期的探索，要有一个长期的目标。我国在科学文化方面存在诸多弊端，需要进一步改进。例如，我国召开学术研讨会、国际会议的重要程度取决于参会领导的级别，而国际上对学术会议重要性的判断标准则是会议成果产出的水平。另外，我国青年科学家无论是在国际会议上，还是在学术会议上都没有真正走上前台。我参加过美国生态学会年度大会，做报告的大多是国外年轻科学家，一些科学家甚至获过泰勒奖、沃尔沃奖的著名生态学家都是从一个会场到另一个会场听年轻人的学术报告。我还见到两位美国生态学会前任主席在会场上讲墙报。这种景象在国际会议上屡见不鲜。而在国内却是另一番景象，记得在一个大型的国际生态论坛上，会场前两排坐的都是领导或学术大咖，但开幕式后他们没有听报告，而是统统退席串会，让参会的国外科学家发出感叹。这种氛围需要改变，这是一个文化问题。

　　人情文化对我国科学文化的影响很大，甚至传播到了国际学术圈。科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能否对成果进行公正、公平的判断。我从2015年6月起担任Science Advances杂志环境生态学领域的副主编，Science Advances是2015年创刊的Science杂志的子刊，刊物的定位高、发展潜力很大。这一下事就来了，中国学者投稿量特别多，有些人投稿后，指名要吕永龙处理。有些人以前我根本不认识，但他们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找到我，希望对稿件酌情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以利益冲突为由让编辑部不要委托我来处理。因为我若退稿作者会恨我一辈子，我若接受稿件，Science杂志会认为我极不尊重科学，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一定不处理。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情文化。

　　数据可靠性问题引发国际上对我国科研诚信的质疑。我在国际科联科学计划与评估委员会等几个国际组织担任过职务，经常会讨论数据的科学性、可靠性和共享的问题。我也是美国生态学会与中国生态学会联合创办Ecosystem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期刊的创刊主编，是美国生态学会旗下的六大刊物主编之一，每年这些主编都要开会，向美国生态学会理事会汇报期刊进展，主编们经常谈论的一个问题是，来自中国的文章越来越多，这些文章的数据是否可靠，是否存在抄袭。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质疑？主要是我国科学文化中的功利取向主导带来的负面影响。当然我也要反问他们，为什么不质疑美国科学论文的数据问题呢？

　　科学与文化需要在一种自由、平等、开放而宽容的文化氛围中和平共处，只有培育一个健康的科学文化才能促进我国科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