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的发展是产业结构持续不断升级的过程，经济体产业结构的升级依赖于内在要素禀赋的升级^[1]。在所有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要素禀赋中，人才禀赋的重要性首当其冲，因为人才禀赋不仅是发展知识经济的基础，也是推动其它资源要素禀赋升级的核心动力。人才中最稀缺、最关键的是高端科技人才，高端科技人才既是新知识、新技术的主要创造者和发明者（科学计量学的“洛特卡定律”和“普赖斯定律”^[2]早已表明科学领域同样存在着“二八定律”），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引领者，因此，实现高端科技人才的集聚无疑是国家或区域提升人才禀赋的重要途径。

科技人才集聚是人才资源流动过程中的特殊现象，是指科技人才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某些区域汇聚的现象。在所有影响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因素中，一般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科技人才集聚的决定性因素^[3][4]，不过对于高端科技人才来说，这样的结论并不一定成立，因为它无法解释国内与国际上许多相对富裕的地区其高端科技人才反而严重匮乏的现象。这充分说明，经济决定论在解释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现象时并不是很成功，这既反映了人才内在偏好的多元化，也反映了人们对于偏好排序的差异。本文认为在影响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因素序列中，可能存在其认知权重高于或同等于经济因素的要素。如果存在，那么这种（或这些）因素到底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影响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本文力图通过实证研究，回答以上问题，弥补国内有关高端科技人才集聚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存在的不足，同时也为国内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一个侧面的参考。

高端科技人才，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得到同行专家评价和确认，对某领域某方面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并处于领先地位，正在发挥引领和带头作用的高级科技人才^[5]。与一般科技人才相比，高端科技人才除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深厚的专业功底、突出的创新能力、卓越的贡献和广泛的影响等许多显性特征之外，还具有需求层次的高端性、成就动机高、事业心强等隐性心理特征^[6]。外在的显性特征只是对人才的一种功能性描述，真正影响人才流动的原因则来自于人才的隐性心理特征。不论是什么层次的科技人才，从其自身的角度来说，流动都是一种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基础之上的理性选择。这里的成本、收益并不仅限于经济方面，如收入、流动成本等，还包括一些非经济方面因素，如家国情怀、兴趣爱好、事业成就、生活环境、心理需求等。换句话说，在人才个体的流动过程中，总是存在着有形与无形的心理博弈过程，而博弈的结果取决于各种偏好在内心中的权重排序。

把经济因素看作是影响科技人才流动的最主要因素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这种观点既满足了“经济人”假设对于人的行为的判断，也比较符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对人的内在需求的揭示，还与经济学家马歇尔^[7]的“产业集聚—人才集聚—经济发展”的三者良性互动的逻辑相吻合，这一观点早已被学术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所支持^[8][9]。更重要的是，用经济因素来吸引人才是一种当下可见的标准，而其他标准则是不可见的，它给个体的判断增加了不确定性，而理性人往往又厌恶不确定性。尽管如此，对于高端科技人才来说，仅把经济因素作为他们流动的最主要因素却又是不严谨的，首先在逻辑上它是不成立的，因为大样本（科技人才）的统计特征并不适用于大样本的某种子集（高端科技人才）；其次在这方面也没有相应的实证研究可以支持这种说法，倒是有一些调查研究的结论与之不符，例如王成军^[10]等的调查研究就表明影响高学历科技人力资源流动的最主要原因是事业成就动机而非经济因素，崔炤琨^[11]等对北京“海聚创业人才”的调查研究则显示“高校/科研机构的研发资源”是吸引“海聚创业人才”来京创业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重新认识。

抛开经济因素，分析或推导影响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其它重要因素，不妨从高端科技人才的价值实现入手，因为较一般人才，高端科技人才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更强烈地期望他们的成果和价值在专业领域内获得同行的承认，以及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同^[5]。科技人才价值实现的最重要方式—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科技进步，这一点对于作为科技进步核心力量的高端科技人才来说尤其适用。而科技进步是科学家、科学共同体、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科学家创新成果的获得与应用，既离不开科学家自身的不懈努力，也离不开科学共同体的支持以及社会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影响^[12]。因此，对于高端科技人才来说，为了实现其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其理性的选择是寻找创新制度比较先进的地方，就职于创新资源丰富、科学文化氛围浓郁的机构，从而有利于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取得最大可能的创新成就，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基于以上逻辑，结合笔者早期的研究成果^[13]，笔者尝试检验以下两个假设：①研发活动是区域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直接影响因素；②科学文化土壤是区域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关键影响因素。之所以选择研发活动和科学文化土壤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前者是国家支持科学发展与技术创新的主要制度安排^[12]，而后者是科技创新成果产出的基础文化因素^[14]。以下部分将结合“杰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和“长江学者”的区域分布来验证上述假设。

研发活动是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研发活动既是推动科技进步与创新的基本途径，也是集聚人才的重要方式。研发活动集聚人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研发活动可以吸引科技人才，研发活动本身需要大量人才的参与，这直接拉动了对科技人才的需求，而科技人才也需要借助研发活动作为载体，来实现其能力与智慧的释放；其二，研发活动可以培养科技人才，研发活动是一种具有明确目标导向的创新过程，它需要在一个特定时间内，把各种相关知识整合起来用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从而可以有效地激活和优化个体的内在知识网状结构、盘活组织机构内那些沉淀的知识和能力要素，使个体和组织表现出极高的创造性，促进人才个体的成长和人才群体的涌现。而人才集聚的实现途径不外乎两种：引进与培养，因此，研发活动本身就是科技人才集聚的良好途径。

为了考察研发活动与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关系，本文采用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作为衡量研发活动的指标，将2006—2015年十年间各省市总研发经费和总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作为变量x和y，计算出各省区的研发经费平均投入强度值（x/y）并作为自变量X₁；选取杰青、长江学者的区域分布数作为各省市高端科技人才集聚度的样本指标，其中1994—2015年间的杰青区域分布数作为因变量Y₁，1999—2015年间的长江学者区域分布数作为因变量Y₂；考虑到目前常把经济因素作为影响人才集聚的最主要因素，所以统计出2006—2015年间各省区的人均GDP平均值，将其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并计作自变量X₂，对研发活动与区域经济因素影响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差异性进行比较。研究中选用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作为衡量研发活动的指标，一方面这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科技投入强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另一方面是因为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与人均GDP都排除了人口规模的影响，从而使二者具有可比性。以上数据中统计年限并不完全一致，主要是由于早期研发数据的不完整性造成的，不过考虑到早期研发数据体量过小且样本采用的是均值数据等因素，这个瑕疵对总体趋势分析的影响可以忽略。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表 1 变量X1，X2，Y1、Y2与x，y统计值表

基于以上数据，运用SPSS16.0统计软件，将杰青、长江学者区域分布数分别与区域研发投入强度、区域人均GDP进行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 X1、X2与Y1、Y2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表明：杰青区域分布与研发投入强度、人均GDP这两项指标均在0.01显著性上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916、0.599，长江学者区域分布与研发投入强度、人均GDP这两项指标均在0.01显著性上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921、0.605，而且杰青区域分布、长江学者区域分布与研发投入强度都呈高度相关性，与人均GDP都呈中度相关性，表明研发活动相对于经济因素对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更为显著，研究假设①得到验证。此外，长江学者区域分布与杰青区域分布也在0.01显著性上高度相关，相关系数为0.946，由此可见，虽然“杰青”和“长江学者”人才项目不同，但是二者人才分布具有趋同性。

考察研发活动深度影响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背后逻辑，笔者认为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不容忽视：一个是高端人才往往更重视自身的事业发展，另一个则是科技创新的现代特征。相对于一般科技人才，高端科技人才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期望通过创造性劳动来取得科技创新上的成果，从而获得科学界的承认和精神上的满足，体现其自身的非凡价值。研发活动则恰好可以为这种愿望的实现提供一个不可缺少的平台，研发投入强度越高，说明区域对研发活动和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越高，从而在研发资源和研发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力度越大，对人才的需求力度和对人才投资的力度也越大，因而更有利于人才的快速成长和创新成果的产出，人才的自我实现的需求越容易获得满足。另一方面，在当前知识经济快速发展而科技竞争又日趋激烈的时代背景下，科技创新也表现出一些新特点：科学技术的专业化与复杂化趋势使科技创新的难度显著增加，风险越来越大；“实验型”科学知识生产全面渗透并影响科技创新活动^[15]，大科学实验装置与尖端科学实验设备成为重大科技创新的基本工具；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区域人才的合作与交流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组织形式；科技创新对研发资金的依赖越来越强，动辄上亿资金需求的研发活动越来越多。以上所有这些都直接使得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成为科技创新的必要前提，研发资金的高投入已成为科技活跃度的一种直观指标，这导致高端科技人才更乐于向研发投入强度较高的区域流动。

创新是现代知识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实现科技创新一般需要投入科技人才、资金、信息、研发实验装置四大生产要素，如果将科技创新的产出近似地看作高端科技人才的产出的话（因为根据普赖斯的“科学界二八法则”，占科技人才总数20%的高端科技人才将产出科技成果的80%），则高端科技人才集聚也可以看作是科技创新的四大生产要素投入的结果，或者说四大生产要素都是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因素。关于资金即研发投入强度对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作用前面已论述，而其它三种要素都与区域的科学文化发展状态有关，不妨将其统一到“科学文化土壤”概念之下。“科学文化土壤”是借助生物学术语对国家或地区所拥有的能够促进科学发展与技术进步的科学文化底蕴的代称，是与“科学文化环境”或“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等概念相关但含义更为丰富的称谓。这里的科学文化是与传统文化相对的概念，是指具有相对独立形态、以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为主的新文化，同时也包含少量与现代科学相关的或经过现代科学改造的传统文化。因此，科学文化土壤的主要构成成分是科学、技术知识以及由这些知识衍生出来的信息、科技产业等。科学文化土壤肥沃的标准是科学文化在区域文化中占优势。科学文化土壤肥沃的区域，科技与社会发展呈现出进步与进化的趋势，反之，科技与社会发展则处于退化与保守的趋势^[16]。

科学文化土壤与科学教育、科技人才集聚息息相关。科学文化土壤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不仅严重依赖于科学教育对科学文化的继承与传播，而且高度依赖于科技人才集聚所带来的科学文化的使用与再生产。另一方面，科学文化土壤的形成，则会直接推动科学技术以及科学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进而促进科学领域内人才和成果的不断涌现，并吸引更多的科技人才加入到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大潮中来，实现科技人才的集聚现象。

虽然我们可以直观感知科学文化土壤与科技人才集聚存在密切关系，甚至可以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定性论述，但要进行实证研究却存在颇多困难，其中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文化因素的复杂性，导致对科学文化的界定存在困难；另一方面则是科学文化计量和统计的复杂性，难以找到可以广泛认可的指标。因而寻找可以简单测度而又有代表性的指标是考察科学文化土壤对科技人才集聚影响程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中国是一个传统文化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不过科学文化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范式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事实上是在与传统文化的不断博弈中艰难推进的。在中国科学文化演进与科学文化土壤生成的历程中，高等学校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首先，高等学校不仅是现代科学文化引进、储存、生产和传播的重要载体，而且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祛魅的利器，可以说高等学校所到之处，便是科学文化落地生根、不断进化的场所；其次，高等学校对中国科学建制化发展、科技人才引进与培养、社会科学文化环境改善、公民科学素质提高等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最后，相对于社会其他机构来说，高等学校拥有的创新资源更多、信息更新与沟通更快捷、创新氛围更加浓厚、创新自由度更大，在社会科技进步、文化繁荣等方面更能发挥关键性作用。鉴于高等学校在科学文化土壤形成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本文以高等学校作为区域科学文化土壤的代表性指标对科学文化土壤与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关系做一个初步的分析，下面图1是根据教育部2015年数据统计的区域高校分布图（不包括军事院校）。

图 1 中国高校区域分布图注：根据教育部数据整理。

结合图1和表1可以发现，全国高校密集地区的杰青、长江学者拥有量也比较高，而高校数量排名最后四个区域：海南省、宁夏、青海与西藏，除了拥有11名长江学者外（与人才项目的特殊性有关），杰青人数则为零。高校密度与高端科技人才集聚正相关。尤其是北京、上海、江苏等地的数据进一步显示出重点高校与杰青、长江学者区域分布之间的另一种强相关性，即重点高校多的区域，杰青、长江学者也呈现高度集聚现象。可以这样解释这种现象：重点高校多的地方一般拥有更好的研究条件与研究氛围，知识产出的效率和科技创新的速率也比较高（这可以看作是竞争与合作的结果），而这又更有利于人才的吸引和人才的培养。

本文运用SPSS16.0统计软件，将杰青、长江学者区域分布数与区域高校数、区域重点高校数进行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杰青区域分布数与区域高校数、区域重点高校数均在0.01显著性上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678；0.825；长江学者区域分布数与区域高校数、区域重点高校数也均在0.01显著性上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654；0.843。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本文的研究假设②在一定范围内成立，尤其是重点高校对高端科技人才的集聚作用表现显著。继续沿着这条思路，根据“二八法则”给重点高校分类加权，按照1:3:9的权重给一般211学校、985高校、C9高校重新赋值（即一般211学校计1分，985高校计3分，C9高校计9分），可以得到杰青、长江学者区域分布数与区域重点高校指标值在0.01显著性上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09和0.915，这一方面说明对重点高校重新赋值后，使高端科技人才集聚与重点高校二者的相关性更具有解释力；另一方面也说明重点大学的水平越高，则集聚高端科技人才的能力越强。

由此可知，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出现是严格受文化条件约束的，高端科技人才的集聚离不开一定的科学文化土壤，尤其是一流大学的水平和数量。一流大学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创造性人才的摇篮，为人类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解决面临的重大难题提供科学支撑，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17]，因而一流大学在集聚一流人才方面具有其他组织或机构不可比拟的先天优势。调查表明：在所有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研成果中，约有70%诞生于一流研究型大学，而世界上74%的科技领军人才都曾在哈佛、剑桥等全球49所顶尖研究型大学学习或工作过^[18]。一流大学、一流人才和一流成果共同构成了科学界的最佳累积优势，并通过这种“马太效应”，使高端科技人才集聚效应得到放大和延续。相反，在贫瘠的科学文化土壤上则很难集聚杰出科技人才，即便涌现出个别杰出科技人才，也可能会因科学文化环境的恶劣而流向科学文化土壤肥沃的区域。这里至少涉及到两个原因：其一，知识生产、科技创新依赖于科学文化存量和底蕴的支撑；其二，区域内知识差距太大会造成知识在传播、扩散与应用上的效率降低，从而影响科技人才的成长与才能的发挥。按照经济学的观点，一切生产要素的聚散重组都是以最小的投入收获最大的利益，当贫瘠的科学文化土壤无法与高端科技人才的特质相匹配的时候，也就难以达到“人-财-物”等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收益最大化的目标，此种情况下具有稀缺性、较强流动性等特征的高端科技人才的流出也就在所难免；而对于那些科学文化土壤肥沃的区域，由于创新资源丰富、制度成本较低以及获取信息的便捷性等，既可以为高端科技人才的研究工作带来诸多便利条件，也可以加速创新成果的产出，带来个人收益的提高和事业的成功，自然对高端科技人才具有更强的吸纳能力。

高端科技人才集聚对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受外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上述研究表明：研发活动是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研发活动和经济因素都与高端科技人才集聚存在正相关关系，但研发活动与高端科技人才集聚之间的相关关系更为突出，总体上，区域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越大，对高端科技人才集聚能力越强。此外，科学文化土壤对高端科技人才集聚也具有重要影响，作为区域科学文化土壤的典型代表，一流高等学校对高端科技人才集聚具有重要作用，区域内拥有的一流高等学校的数目越多，水准越高，就越有可能集聚更多的高端科技人才。

高端科技人才集聚与研发活动、科学文化土壤高度相关的背后是三者互相影响、互相依存的结果：高端科技人才集聚可以提升区域科学文化土壤的品性和研发创新的能力；研发活动具有吸引和培养科技人才的作用，从而促进科技人才的集聚，并且通过科技创新和知识存量的积累培育科学文化土壤；科学文化土壤则为科技人才集聚提供优良栖身环境并为研发活动提供基础设施和智力支持。美国经济学家柯亨（Wesley M.Cohen）曾经指出:“企业投资研发出于两个目的：创造知识以及增强吸收能力。”^[19]218柯亨的结论同样可以安全而合理地拓展到整个社会：研发投入可以提升社会吸收知识与创造知识的能力, 进而改良社会的科学文化土壤。一旦科学文化土壤得到改善，其显著表现就是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技术一致性与科技创新能力。而技术一致性概念是指：“领先国家与赶超国家在市场规模与要素供应上特点一致的程度。”^[19]469从这个意义上说，研发投入的加强、科学文化土壤的改善与高端科技人才的集聚，对于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目标意义重大。

基于上述基本结论，本文针对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政策安排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充分发挥经济、制度、文化等诸因素的协同作用。高端科技人才集聚受多种因素影响，不仅与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关，而且与区域研发活动状况和科技文化土壤存在密切关系。因此，高端科技人才集聚政策的制定应综合考虑本地资源禀赋，将发挥比较优势与补齐短板相结合，提升高端科技人才政策的质量。

第二，全面认识研发活动的积极意义，加大研发投入的同时提升资金配置的效率。研发活动不仅是推动科学发展与技术创新的关键基础条件，而且是高端科技人才成长与集聚的重要外部条件。当前国家层面上虽然比较重视研发活动，但在地方层面上仍然广泛存在重视不够、投资不足、资源错配的现象，部分地区甚至存在着科技人才“自费”搞研发的问题。

第三、全面实施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高等学校尤其是优质高等学校在科学文化土壤的形成与品质改良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也是集聚高端科技人才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至今，中国高等教育虽然迅速发展，但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比较中，不论是在数量上（人均拥有量）还是在质量上都仍然存在很大差距。“钱学森之问”、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缺失、高端科技人才长期缺乏等各种尴尬现状，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不足。有鉴于此，本文建议国家将目前实施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扩展为“国家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通过普及高等教育和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推动高等教育升级，广泛传播科学文化，进一步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为培植肥沃的科学文化土壤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关键支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