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科技能够重塑人的心灵，智人就会消失，人类的历史就会走向终结，而另一个全新的过程则将开始，而这一过程是你我这种生物所无法理解的。”
——《未来简史》，第41页。
作为迄今地球上存在过的最为独特的生物物种，人类未来的命运又将如何？2011年，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Harari)在其畅销书《人类简史》(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中，曾试着回答过这个问题。在那本书的最后，作者预言，伴随基因工程、仿生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黑科技”的成熟及应用，作为物种的“智人”(Homo Sapiens)将会逐渐消亡。也许是意犹未尽，仅仅过了四年，《人类简史》的姊妹篇《未来简史》(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便付梓问世，而赫拉利也得以继续前一部书中尚未充分展开的话题——围绕人类往何处去、特别是科学技术在人类兴亡史中扮演角色的探讨。
一、主体间性与意义之网
尽管《未来简史》引用了更多当代生命科学以及认知科学的前沿成果，但我们仍然能从中总结出某些一以贯之的理论“预设”，藉以从作者所描绘的纷繁复杂的事项中窥见一条草蛇灰线。在上一部《人类简史》里，赫拉利花费大量笔墨，叙述了人类是如何走到今天、以及如何从普通的动物中脱颖而出，成为这颗行星上最为成功的物种的。这里面牵涉到一个“人类的特殊禀赋为何”的问题，即：帮助人类走向物种巅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能力或特质？在赫拉利看来，智人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其原因并不在于拥有意识心灵(a conscious mind)，也不在于卓越的智力以及制作工具的能力——就心灵而言，很多物种，诸如鼠、犬、海豚或黑猩猩等同样拥有意识，以及拥有充满感觉和情感的内心世界；而就智力而言，两万年前人类智力和制作工具的能力远超现代人的水平，却仍比今天弱小得多110。人类真正的特殊性在于，地球上只有智人发展出了使陌生个体进行大规模和多样化合作的方式，而支撑这种合作的，其实是智人独有的天赋——运用符号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能力。演化过程中偶然性的基因突变赋予了人类进行复杂言语的功能，藉由语言，人类得以将自己的心灵以概念和逻辑的形式表达出来，并使其他个体理解。
在赫拉利看来，与其它群居性动物相比，人类语言真正独特之处，并不在于传达关于客观现实的信息，而在于能够传达一些原本不存在的事物的信息。人类社会生活中几乎所有范畴，政治、经济、文化，从宗教信仰到现代国家、从法律和人权到公司企业、金钱资本，实际都属于“虚构的事物”。但当这样一种主观的想象成为一群人共同的想象的时候，虚构的事物便具有了客观性，成为“主体间的”(intersubjective)现实，并且能够实实在在地作用于其中的个体，使其感受到它的真实性。人与黑猩猩真正的不同，在于只有前者才能藉由共同的想象，编织出一幅主体间的意义之网。作为人类，我们善于编织意义并生活于其中；而编织出的意义，将千千万万的个人、家庭和群体联结在一起；“想象出来的秩序”构成了我们的社会，也成为了人类强大之源。
以上见解构成了赫拉利的思想底色，也使他与同为热衷探讨“大问题”的其他人类史学者，例如写出《第三种黑猩猩》(The Third Chimpanzee: The Evolution and Future of the Human Animal)以及《崩溃》(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等作品的人类学家戴蒙德(Jared Diamond)形成了有趣的对照——戴蒙德作为最早受生物学训练的人类学家，更多是将地理和环境作为主要动因，来解释人类社会的演化和更替；而赫拉利作为历史学家，则明显偏向于人文主义的立场，主张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建构性质。总体上来说，尽管生物学能够为说明人类行为提供理论框架，例如将其统一归因为基因的作用、自然选择或是性选择，但智人人种在基因层面上的高度一致性，限制了这种说明的力量；而人文主义方法论由于强调人类创制意义的丰富性，它比生物学还原论能更细致地解释人类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的多样性，以及构筑于其上的文化与社会的多元性。
二、叙事、人文主义与科学的契约
“虚构故事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和支柱。”认知革命后，人类先后经历了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以及现代社会。每一次社会形态的变迁，实际上都对应着相应的叙事模式的改变。例如，农业革命之前，在人类的史诗以及神话中，智人往往只是动物中的普通一员，人与自然界的万物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而随着农业社会的到来，人类被抬升到一个特殊的位置，其它动植物则变成了家畜和农作物，成为供人类支配和使用的资产。该时期成型的各种有神论宗教(the theist religions)，如犹太教、婆罗门教等，大都发展出了体系化的学说，对人类的独特性信念展开论证，并且说明了人与动物截然不同的缘由，二者的新型关系由此被合法化；同时，这些宗教通过宣扬一种“神圣的秩序”，也规定了人类内部的不同等级(例如阶层、种姓、性别、民族)在社会生活中所应扮演的“自然”角色，给本是人为的社会分工赋予了一套神圣而自洽的逻辑。
与农业革命类似，近代科技革命再一次改变了人类的叙事-社会结构。今天，科学知识凭借其确证性和可检验性，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毋庸置疑的“真理”。但在作者看来，由科学发现构筑起来的知识系统并没有改变人类社会的叙事本质，而仅仅改变了叙事的内容。一方面，科学关乎真理，但它更关乎秩序。近现代科学孕育自中世纪基督教的襁褓，它自诞生之日起，便致力于对宇宙“法则”的追寻，这种旨趣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将人类生活的世界进行合理化的努力；另一方面，科学发现并没有抹除人类的信仰系统，反而催生出了一套全新的信仰系统，即人文主义。藉由与科学达成某种“契约”，当代人类社会便构筑在这样一种新叙事的基础之上。
与传统的知识形态不同的是，科学知识不再相信我们所生活的宇宙存在一个“伟大而神圣的目的”，也不再将人类视作某种“伟大计划”的一部分。“就我们目前最先进的科学所知，整个宇宙就是个盲目而没有目的的过程，充满各种杂音和愤怒，但这些都毫无意义。我们只是在一个行星上占据着再小不过的一点位置，存在着再短不过的一段时间，如麦克白所说的那个可悲演员，在台上得意或失意了一会儿，就再也悄无声息。”目的论的式微，直接抛出了一个对人类来说极为致命的问题，那便是“意义的丧失”——如果这个世界正如科学家所说的，不再有任何意义，那么，作为生活在其间的人又当如何自处？我们应当如何确定自己当如何行事？人类承受不了意义的丧失，正如前文所述，如果没有意义，人类的大规模合作便无从谈起、社会便会崩溃。而人文主义在此时出现，恰好弥补了“上帝退场”后的意义空白。人文主义的基本主张，是“由人类来扮演上帝在基督教或真主在伊斯兰教中扮演的角色，或自然法则在佛教和道教中扮演的角色。传统认为，是伟大的宇宙计划为人类生活带来了意义，但人文主义让角色逆转，认为是人类体验为宇宙赋予了意义。”
人文主义通过赋予人以崇高的地位，在“上帝死了”之后实现了对现代社会的救赎，也让人类暂时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和存在的根据。作为一种“类宗教”，人文主义使人相信，人生的意义在于“通过各式智力、情绪及身体体验，充分发展人的知识”，由无知走向启蒙、由匮乏走向丰盈(无论这种丰盈是物质意义上的还是精神意义上的)，从而使生命得到充分的展开、使人生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彰显；不仅如此，现代社会还通过诸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各种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教育的体制，将个人牢牢地捆绑在社会之中，并将整个人类史无前例地黏合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文主义宗教所带来的人类的大规模协作，其力量和效用要远胜于任何一种前现代的意识形态。但是，这里面存在着几个潜在的危险：其一，人文主义是在一个没有目的论的世界里为人类寻找“目的”和意义，同科学知识一样，人文主义所倡导的多元价值观和体验哲学更多地是在论证何为“正当”(right)而非何为“善”(good)的问题，它实际并不能真正地为智人找到心灵的归宿、或是告诉智人什么样的生活是真正值得过的；其二，人文主义信条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它所依附的经济社会制度，而一旦这样一种制度出现问题，例如经济危机出现，人文主义信仰的基础便会遭到削弱；其三，也是作者赫拉利在《未来简史》里重点担心的，是人文主义与科学契约的稳固性问题。
当代人文主义信仰的确立，有赖于它能够契合当代科技发展的现实，使人文主义与当代科学技术之间能够通过“联姻”，共同赋予人类社会以稳定的价值体系。但这里面的危险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具有不确定性，一旦科技的发展逾越了人文主义所设定的框架、甚或新的科学发现推翻了人文主义的基本预设，当代社会的价值基础便会瞬间崩塌。赫拉利认为，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现、已经使科学技术与人文主义的联盟出现了裂隙。“21世纪的科学正在破坏自由主义秩序的基础。”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中，孕育着侵蚀甚至颠覆人文主义基本信念的致命要素。例如，为各种人文主义信仰奉为圭臬的“自由意志”学说，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生命科学的实验结果所否证。研究表明，人的意识以及情绪，本质上是各种生物电化学反应，当我们能够打开意识的黑箱，获得调节乃至操纵大脑所思所想的能力时，所谓“自由意志”、“独立个人”等观念便不过是一种虚妄。不仅如此，当下计算机智能的迅猛发展，同样也把人的行为归结为某种“算法”(algorithms)，因此是可以被设计和替代的。而一旦人工智能等新的算法能够在绝大多数领域胜过人类，就像Alpha Go所做的那样，人以及人的思想、意识是否还有价值？再者，当人类彻底掌握了基因编辑技术，能够通过精确编辑基因来对人种进行改良，培育出新的、更“完美”的“人类”——赫拉利称其为“天人”(Homo Deus)——时，新的人种与现有智人之间如何还能适用“人人受造而平等”这一“不证自明的真理”？
三、“天人”的想象与现实
“站在第三个千年的起点，自由主义受到的威胁不再是‘没有自由个人’这种哲学问题，而是来自科技的实实在在的挑战。”当前沿科技摧毁当代人文主义叙事，人类又将编织出什么样的新故事来维系社会的存续？赫拉利设想了两种可能：科技人文主义(techno-humanism)和数据主义(dataism)，前者是通过基因工程来升级人类心智，把人变成类似《超体》(Lucy)里斯嘉丽·约翰逊的状态，从而继续将(改造后的)人类置于故事的核心；后者则是让信息和数据取代人的位置，让人类逐渐放弃直觉和经验，直接听命于大数据的决策和分析，将旧叙事中对人的崇拜置换为新故事里对算法的崇拜。人类社会将呈现电影《她》(Her)中的样子，由一个操作系统满足所有人对于日常生活、工作、陪伴甚至爱的需要。
2017年初，《未来简史》中文版问世。由于该书的结论再一次印证了当代前沿科技所具有的变革社会的巨大潜力，其中关于未来社会不确定性的表述，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当下中国新中产阶级的集体焦虑，故迅速为白领精英们所熟知。诸如“认知升级”、“人类迎来第二次认知革命，人工智能和算法将战胜自由意志，99%的人将沦为无用阶层”等故作惊人之语，先于全书的理论脉络，被国内的互联网书商、知识大V们抽取出来，变为商业资本运作下的成功学素材。俗话说“菩萨畏因、众人畏果”，我们倒不必执着于作者对未来的预言——实际上，赫拉利本人对社会科学预测未来时的反身性效应有着清醒的认识，正如他在书中所言：“知识如果不能改变行为，就没有用处；而知识一旦改变了行为，就会立刻过时。”同时，我们也大可放心，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尚未超出社会的自我调适能力。透过《未来简史》，赫拉利真正想让我们和他一起忧虑的，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终将有一天会铲除我们赖以生存的、对于这个世界拥有意义的美好想象，不管这个意义是人类的野心还是人类的美德。艾略特说过，“人类承受不了太多现实”，而海子诗云，“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借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听见背后科学技术日渐轰隆的脚步声，我只愿在它还没有追赶上我们的短暂时刻，享受生而为人的最后一点欢愉和荣光。
原载于《科学与社会》201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