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百名诺奖得主联合署名，支持转基因作物尤其是黄金大米，该活动一直持续至2017年。在过去的几年内，我国出现了若干次针对黄金大米的科学传播活动，但这些活动并未在根本上扫除黄金大米在推广上受到的阻力。2016年诺奖得主的声援也间接佐证了经年来黄金大米的科学传播未达到预想的效果。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以一种科学共同体和科学传播者的自反性视角来理解传播困境，则在于组织和实施人固守于对科学和社会关系的一种既传统又理想化的理解：科学和社会是分立的（science and society），两者之间存在清晰的界限。但科学与社会关系在当下这一后学院科学时代发生了显著转向，科学呈现为一种运行于社会中的实践，即社会中的科学（science in society）。对科学与社会二分式的理解一旦进入科学传播过程，便突出表现为“技治主义”。技治主义又称“专家治国”，这是一种出现于20世纪早期美国、复兴于20世纪中期的社会治理方式。技治主义有几方面预设：公众缺乏科学知识，越多的知识注入就意味着越高的接受度；公众对特定技科学存在顽固敌意；公众对技科学的怀疑和拒绝是受了媒体的误导。[1]14-18这些同样显现于黄金大米科学传播中的预设并无有力的现实支撑，因而是脆弱的。剖析这些预设有助于从一种具有自反性的角度理解围绕黄金大米的科学传播困境。
一、技治主义预设之一—公众缺乏知识，越多的知识“注射”意味着越高的接受度
技治主义在将科学与社会二元化处理的同时，也在知识论意义上赋予了科学家权威地位。与这种权威形成对比的，是公众的诸种“缺陷”：知识水平不高、科学素养不足、没有能力参与科学问题的讨论等。科学传播学将这种对“缺陷人士”进行教育和科学启蒙的模式称为“缺陷模型”（deficit model）—对科学的理解、接受、信任程度依赖于对科学的认识程度，科学家或科学传播者更多的科学信息“注射”意味着公众会拥有更多的知识及更高的接受度。这种“公众理解科学”的“刺激-反应”模型对应的教育模式是线性的、家长式的。
1. 交流会上的“无知公众”和“信息注射”
黄金大米科学传播的第一个重要事件是2013年在华中农业大学举办的“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暨湖北省第二届转基因大米品尝会”。活动的发起人有转基因大米研发者、专栏作家、记者、电视台主持人等。活动标语是兼具立场性和呼吁性色彩的“爱科学，支持转基因”。同时，校园内挂出的多条横幅上写的是模仿康德名言的“心中有道义、脑中有科学”。与会专家的“公众无知”预设很清晰。在开场陈述中，一位转基因玉米研究专家表示，“正是国民的无端恐惧和科学素养的低下导致关于转基因的谣言满天飞，严重阻碍科技发展并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品尝会是“最好的科普、参与性科普，将成为大众科普的经典性案例……是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考虑如何消除针对转基因主粮的偏见和谬论”[2]。这种对信息输入的强调为整个品尝会定下了基调，知识注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组织者的共识。除此以外，技治主义立场还强调科学家作为信息注射者，是修补“公众无知”这一“缺陷”的唯一合法身份。品尝会上有转基因水稻研究专家表示：“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和商业化种植不应受制于民意，而应该按照法规和程序走，相信科学共同体的决定。”因为“现实打破了我对国人理性、有科学精神的期待。”
2014年10月，在武汉举行“全球转基因农作物发展现状和未来展望国际研讨会”是黄金大米中国科学传播的又一重要环节。研讨会形成了八点共识，黄金大米被列为第七条共识：“黄金大米是第一例营养加强的转基因作物，其对维生素A缺乏症提供了一种有效且价格低廉的干预方法”[3]。这次会议依旧沿袭信息注射这一科学传播方式。研讨会从黄金大米所属的类别“转基因”谈起，首先展示了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和中国科协科普部合作编写的《图说理性看待转基因》，该书前言表明了编撰目的：“为普及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和安全管理知识，提高公众认知水平……向社会传递科学、权威、客观的信息，使公众能科学理性地对待转基因技术及产品。”[4]1而编写者是“数十位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研发、食用安全评价、环境安全评价等领域的权威专家”[4]1。在编写过程中，专家们所力求的是“解疑释惑通俗易懂，陈述事实客观公正，论证问题充分有据，逻辑推理严谨缜密。”[4]1这本书的自我推介呈现了鲜明的线性传播模式：从理性的专家到非理性的公众，从掌握艰深知识的专家到只能理解通俗易懂信息的公众。同样显著的是在知识传授时单向性、要求性、带有认识论优越感的措辞方式。[5]所以，这本书虽有普罗米修斯般的热忱，但传播效果却未及预想程度。
“全球转基因农作物发展现状和未来展望国际研讨会”上也专门就科学家与公众的沟通问题进行了讨论，“科学家应该更多地参与与公众的沟通，以科学的证据、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思想进行宣传，以公众懂得的语言跟公众沟通。”这样的观点受到科学家的认可和强调。[6]这代表了生物科学领域对科学传播的一种理解，即在公众中应当对科学进行一种特殊的社会表征：“二手常识”（在公众认识水平上被阐述和调控的科学），[7]并且这被视为一种有效的科学传播。
2. 对“无知公众”的标签化处理及标签化带来的“沉默的螺旋”
与缺陷模型密切相关的，是对“知识匮乏的公众”的标签化处理。标签化之必然性，在本案例中是因为黄金大米推广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试图将公众与自身在特定议题上的“知识鸿沟”固定化，从而确认自己作为“传道解惑”者的合理性。华中农业大学举办的品尝会主要有三类参与者：转基因研发者、转基因科学传播人士（即上文提及的专栏作家、记者、电视台主持人等）、几位老师和医生组成的普通人阵营。这些类别的人在各自的发言陈述中，分别对那些反对或对转基因持怀疑态度的人，贴出了（反转）误国、反智、反科学、站在人类对立面、文傻（指不了解科学又对科学指手画脚、有文科背景的人）等标签。对此，即使在场的支持黄金大米的人也未能表示认同。贬低性质的标签作为压制反转声音的语言力量，强化着传播领域中“沉默的螺旋”现象。反之，沉默的螺旋也可能进一步维系缺陷模型的存在，因为在只留下同一种意见气候[8]后，那些能反映“无知预设”缺陷的声音会自动隐匿。
标签化处理的一个特别之处是，交流会上的部分发言者是通过网络招募而来的普通人（如医生、教师等）。这是一种民众化转向（demotic turn），通过在传统的偏向于专业的传播中纳入民众，使普通人既成为媒介内容的生产者也作为受众，普通人向普通人给出的标签似乎能带来更大的认同及敦促效应。另一特别之处在于，部分标签将对黄金大米支持与否与道德相关联，于是暗含了道德评价，这也在生产一种敦促力量。2014年，黄金大米人道主义委员会主席艾德里安·杜博科在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黄金大米现状》一文，为是否赞同推广黄金大米进行了道义性的评价。[9]
缺陷模型仅匹配于理想化的科学（即“科学与社会”模式）以及特定的科学领域，但作为代表转基因发展转向的黄金大米，不可能在建制、产生、应用上与政治、经济、伦理等无关。因而围绕黄金大米的“知”并不应囿于正误、安全与否等实证性知识，科学共同体或科学传播者应当从更广泛的角度定义“知识”的内涵；应当在科学和社会关系变迁的责任归咎中具备更多的内省精神。专家知识和公众知识并非是在分裂的语境中独自生产然后彼此邂逅，[1]104因此若想超越“无知”预设，专家或科学共同体可以在提出围绕知识的规范性、社会性评论的基础上，允许公众参与知识评估过程。[1]114
二、技治主义预设之二—公众对某种技术化科学存在顽固敌意
对技治者而言，“公众对某种技术化科学存在顽固敌意”的预设不仅与“无知”预设相关，还强化着“无知”预设：敌意使公众不愿了解“正确的信息”，并长久陷于无知状态。“顽固敌意”预设存在的问题是：敌意是否真实？如果敌意真实存在它是否是顽固的？公众对特定议题所持的异见是否等同于敌意？在黄金大米的传播中，出现了针对“公众敌意”的化解行动，如对于敌意来源之一NGO的批评性评论，及黄金大米品尝会上特殊的食物展示。
1. 交流会网络直播中对“敌意”的抵御
2013年华中农业大学品尝会的参会者在到场前都经过了“背景审核”。主办方通过审查以往言行，来判断参会者是否是“反转派”，这是对潜在敌意的防御。品尝会第一个流程是在图书馆开展围绕黄金大米等转基因产品的交流和传播活动。主办者之一却以《从三个角度看环保NGO》为报告主题，对NGO予以了批评：NGO一味站在科学对立面；NGO置社会责任于不顾（包括在黄金大米的推广问题上）；NGO在转基因领域的角色是僭越的，不应代替科学家来呼吁政府如何做决策或帮助公众下结论。[10]
在黄金大米品尝会开展的同时，还有部分组织者在论坛上进行网络直播，即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实时更新活动信息，使这场活动能通过互联网被更多人了解。组织者在著名的言论及媒体平台、最大密度的意见领袖社区“凯迪社区”中的“猫眼看人”版块建立了直播主场，另设置了搜狐、腾讯、新浪直播的网络链接。这一直播采取了“半脱水帖”的形式。这里的“半脱水帖”是借用，意指黄金大米品尝会的直播有选择地保留或删除回复—凡是对黄金大米及转基因没有直接支持态度的人，其任何形式、内容的回复都会被屏蔽或一段时间后删除，支持者的意见则被保留。组织者的这一做法排除了甄别公众“敌意”、“质疑”和异见的机会，未留下充分的空间来反思“顽固敌意”这一预设是否合理。事实是，没有直接对黄金大米持赞同立场的人，未必是怀疑技术本身，更非强硬的反对者，他们只是提出了非科学意义上的理解，如有人认为黄金大米品尝会的标语“爱科学，支持转基因”并没有传达真正的科学态度（以呼吁代替了论证），还有人表达“选择不吃（黄金大米等转基因）的人的权利是否也应得到尊重？”针对这些并不出自恶意的表达，组织者（发帖人）给出的回应在措辞和态度上都欠妥。本应温和而理性的科学传播帖，不乏一些针对公众和网友的不雅甚至带有侮辱性的词汇。如果这是科学传播者表达自身对“敌意”的防御甚至战斗姿态，那么这种行为方式在结果上无助于化解在转基因问题上持异见者之间的对立状态。这种预设敌意、处理敌意的方式造成了科学传播中的某种回音室效应—持相同意见的人互相结盟，对于异见者的观点不予回应或直接拒斥为谬论。这种做法恰恰忽略了科学传播的核心价值是让那些“不甚了解科学”的人能对科学有更加合理的认知。
品尝会上对黄金大米潜在敌意的纾解
敌意在黄金大米的科学传播中还有第二个方面含义：科学传播者试图纾解黄金大米可能给公众带来的敌意感。交流会之后的晚宴呈上了多种转基因大米制作的食品。华中农业大学转基因稻米团队研发的两个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被制作成月饼、米糕、米粑、豆皮，10公斤黄金大米则被组织方做成了粥、米饼和冰皮月饼，其中冰皮月饼表面附有各式雕花。转基因大米以一种家常的、吸引人的、多样的以及精致的方式呈现，在于营造一种易接近性、非攻击性和可读性（legibility），[11]纾解黄金大米可能造成的敌意。同样也是在知识通俗化的基础上，以体验的方式为知识加上糖衣。换言之，在黄金大米的展示中，加入了精心设计的阐释，这种阐释既是知识论意义上的也是审美性质的。粥被盛在较大的器皿中，而糕饼一类大多被切成小块，这种展示方式似乎避免了“一人一碗饭”的隔离感，“分享美味”的氛围得以烘托出来。丰富和亲切的食品，志同道合的人们以类似自助餐形式共进晚餐，边随意踱步边品尝科学技术带来的美好食物。
2015年2月，全国20余个城市再次举行了转基因稻米的品尝会。黄金大米因在2013品尝会上涉嫌违规使用的问题（在未经主管部门许可的情况下食用转基因食品），所以未再出现。但因为黄金大米属于转基因水稻，所以针对转基因稻米的宣传活动仍适用于黄金大米。该轮品尝会的组织者在地点选择上比较有特点：大多为咖啡馆、休闲餐厅等非正式场所或自然场地，如南京品尝会选在了江宁织造府内的红楼茶馆脂砚斋，西安品尝会在五岳之一的华山，杭州品尝会在西溪湿地。地点的选择与科学传播的内容相关，挑选普通场所的目的包括：“公众无需去找科学；参与者不会因处于不熟悉的环境而产生不适感甚至压迫感；由于活动在‘中立’的环境中展开，传播活动显得民主而平等”[12]。
敌意之所以是技治主义的脆弱支撑，一是因为敌意往往作为了公众“不赞同立场”的笼统概括，而忽视了导致不赞同立场的多种原因，使科学共同体和科学传播者这两者无法与公众在更加开放的氛围中分享非专家型的社会与科学方面的问题；[13]二是因为，即使公众针对特定技科学的敌意真实存在，这种敌意也并非是纯粹的“知识函数”，公众往往从相关事件中以整体的方式理解“物”本身。我国围绕黄金大米的科学传播发生在黄金大米中国儿童效用试验事件之后，而该事件削弱了我国公众对这种新式大米的信任感。公众会有意识或无意从控制（是否被强加了一种不熟悉的事物）、时机（这种事物带来的结果或影响是短期的还是会影响到后代的）、信任（公众在多大程度上信任规则制定者和产业决策者）等方面来认知和评价黄金大米。[14]超越敌意预设，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触及的是其中的信任问题。公众的“敌意”情绪，实质是对技科学创新的影响和目的感到不确定甚至不信任。只有当创新是为了有说服力的目标服务时，公众才愿意去接受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即，科学共同体和科学传播者需要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说明“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项研究”及“是否值得这么做”，也需要在科研规范、科研诚信上守护自律性，增强公众对科学的支持和信任。
三、技治主义预设之三—媒体的失误造成了公众的误解
媒体“失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科学传播困境。这样的观点实质是缺陷模型的延伸：科学共同体和科学传播者对科学进行权威解说（canonical account），媒体的责任应当是在保证信息特征和内容不受影响的情况下，用科学家满意的方式向公众传递科学知识。即媒体应当既是守门人（gatekeeper），又是科学共同体和公众之间的桥梁。[15]在黄金大米的科学传播中，“媒体失误”的预设促生了“责备信息传递者”和“培训记者”的建构媒介行为。
1. “责备信息传递者”和“培训记者”
在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上，紧随着对NGO批评的，是对媒体的责备。组织者之一在发言中称，媒体“充当了附和NGO的角色”；“科学编辑已经整体沦陷，科学编辑必须支持转基因，即使反对也不应说出来”；媒体“不可以情绪化、不可以矫枉过正、不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在2014年研讨会举办期间，为纠正转基因报道中的媒体角色，为期两天的全国媒体记者转基因报道研修班也同时开班。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果壳网等50余家重要媒体的记者集中学习了转基因报道问题。研修班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
首先，是对记者进行的科学普及。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做了“理性看待转基因—事实澄清”的讲座，他解释了一些在他看来人们容易误解的问题，如“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为什么不做人体实验”等。农业部科教司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与知识产权处负责人以“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与食用安全性”作为讲授内容，其一问一答的方式也与《图说》一书叙述方式一致。他特别强调，国际上关于转基因有权威结论，经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与传统的非转基因食品具有同样的安全性。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一位高级工程师作了“转基因技术的科学基础”专题报告。他的总结性观点是：对于转基因的问题，不应该听“隔行科学家”的观点，而应该听主流科学家、科学共同体的意见。这些专家的论述是总体性的，像黄金大米这类具体产品并未被作为独立论题，但也有相关论述。如这位介绍科学基础的工程师就表达了对于黄金大米中国儿童效用试验的意见：“片面追求知情同意权，何况是在妖魔化转基因的时期，完全是不切实际的，这也分明是在刁难黄金大米项目。”[16]总体看，几位官方人士对媒体的培训同时包含经验性内容（安全性问题）和规范性内容（如何对待知情同意权）。
其次，是针对记者的“职业准则教育”。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的组织者之一在研讨会上再次担任主持人，教导记者应如何报道转基因（包括黄金大米）。他的立论起点是，“在转基因领域，媒体集体失职……在此基础上，谈一谈科学记者的资格与职责变得必要和急迫。”他的观点可分为几方面：媒体人所强调的平衡报道—将科学家意见和反转控的谣言同时报道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是错误的；平衡报道最多能用于价值观层级的讨论，而转基因问题在科学事实的意义上是不存在异议或辩驳空间的；在转基因议题上，隔行科学家等同于公众。记者必须采用从事转基因研究者的科学意见。”[17]可见，这些话语侧重的是规范性问题。
2. “误区”真实存在吗？
科学共同体和科学传播者试图对媒体进行重塑，意在使公众不再陷于“误区”中。误区不同于敌意之处在于，误区是指公众未能按照科学共同体所设定的路径来认知某种技科学产品，而专家路径主要探讨的是实验室语境中的安全性、有效性问题。这样的路径仅仅是针对“在现实社会中发挥功效的黄金大米”的一种阐释路径，因此误区问题涉及的是：科学共同体和科学传播者的实证科学话语是否是唯一合理和唯一必要的阐释。在全球转基因农作物发展现状和未来展望研讨会上，社会舆论被认为不应再陷于误区中：“所有的（转基因）争议都不是基于科学评价和理性的，争议已经阻碍了黄金大米等已经成熟的转基因产品造福于人民……政府决策综合考虑政治，包括贸易、经济等因素……这样的犹豫会带来困惑，并丧失发展的机会。”[6]这一观点贯穿黄金大米科学传播始终。
是否陷入误区问题在更深层涉及的是应当在怎样的学科范围内讨论黄金大米。在“科学与社会”的立场中，黄金大米是一种实验室文本，它需要的是仅仅是生物学语言；而在“社会中的科学”立场中，公众对黄金大米不仅有显性的“知晓”，亦会包含隐性的“理解”，理解的对象是“与体制融为一体的支持、组织和控制的（科学的）形式……正是这种社会维度渗透到对科学的全部经验和对科学的反应中去”[18]。“知晓”涉及安全性、效用等问题，“理解”则赋予黄金大米科学社会学评价，如决策透明度，对强力在中国推广黄金大米的动机的思虑，黄金大米在中国推广后的实质效用，对农业系统受新产品影响的关注等。[19]169但“误区论”并未关照这些价值诉求，用实证科学性的回应拒绝了其他可能的解释路径。
技治主义对媒体失职和公众陷于误区的预设，并在此基础上试图让媒体“称职”的举措，是将科学传播难题归咎于公众和社会，这进一步加大了科学共同体和公众之间的非对称性，该立场依然是脆弱的。科学传播者希冀通过对信息媒介—媒体的重塑，实现知识的完整和准确传递，重建人们对于科学的信任。但技科学总是应用于具体的社会情境，已然不再作为单纯的实证性文本而存在，实证科学所承诺的教科书式效用，对于其能发挥的实质效用而言是不充分的。
黄金大米介于食药之间的特点，是转基因从“避害”向“增益”发展的代表产品，这类新型技科学会带来多种经济的、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的议题，黄金大米不可能也不应被限制在实证分析这样的“纯化领域”，而是应让我们传统中认为的“科学知识”适应其他领域的知识。“正确的知识”已经无法独自回应后学院科学时代人们对实质善和合理性的期待。而正是对“可靠的知识”的诉求，使某种先在的、既定的“误区”不再存在，科学共同体和公众总是在协商和交流中不断获得更大的共识。从科学共同体的角度，超越“无知论”“敌意论”“误区论”所需要秉持的认知原则是：在“社会中的科学”这样的事实中，科学无法自我指涉；技科学产生于多样的、不稳定的认知体系；知识生产的目标是获得一种稳健性，而稳健性的前提条件是：科学的生产、科学的传播以社会为基础、背景和归属；勇于迈向一种融入决策的民主：在更加开放和平等的环境中，让与知识生产和使用有关的所有人（科学共同体和公众），就围绕技科学的种种可能性及不确定性进行充分探讨。
四、结 语
黄金大米的推广遭遇阻力，这其中存在多方面原因。本文从科学传播以及一种自反性的视角进行剖析，在暂时搁置受众（传播客体）的基础上，分析科学传播者（传播主体）的行为和观念。“公众无知”的预设和对“缺陷模型”的采用让科学共同体和科学传播者削弱了从更广泛的角度定义“知”的意识；“公众存在顽固敌意”的预设则让这两者用“敌意”遮住了所有不赞同意见背后的理由，不利于对转基因认知态度进行深度剖析和细分，同时未能将黄金大米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评价；“媒体因自身失误而误导公众”的预设将媒体的角色限制于信息传递者和把关人（即设置了一种特别的行动准则），[20]而忽略了探讨如何与媒体合作，并造成了传播困境责任判定的非对称性。同时因为只倡导针对黄金大米的技术性推理而拒绝社会性推理，缩减了围绕黄金大米的潜在的解释学空间，无法回应公众针对这种产品的种种非科学性的价值诉求。这三方面共同的根源是技治主义立场，该立场认为（同时也希冀）科学这一社会建制应该是（回到）独立于社会，即处于一种“无菌”状态。但当代科学已经深深嵌于具体的社会语境中，技科学日益呈现出混合的特性—科学数据、经济利益、社会优先权、道德观和文化维度交织在一起。[1]156同时，知识和传播之间也不再泾渭分明，知识的建构借助于陈述的集体转换，因而传播也是知识建构的一部分。超越技治主义，需要意识到科学在广义上包括了对自然界的系统调查及其知识运用，对科学的解释涉及所有学科领域，科学属于所有人。科学与社会的互摄、科学共同体与公众的对话和交流是使科学和知识具有社会稳健性的唯一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