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众很长时期以来已经习惯了在国内文艺作品中看到对科学技术及科学家“崇高形象”的塑造，这种状态可能至今仍是如此。但在当代以好莱坞为主的西方科幻影片中，情形却与之相反—几乎所有的科幻影片都在表达对科学技术的质疑，表达对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忧虑。在这方面，已有将近一个世纪历史的“反乌托邦”传统，似乎一直是西方科幻影片中最有活力的思想纲领。

　　在当代西方科幻影片中，未来世界的科学技术早已不是中国公众习惯的那种“驯服工具”，而是一匹脱缰的野马，一列刹车已经损坏—也许根本就没有刹车机制—的疯狂列车。它经常呈现这种状态：它带来的问题远比它已经解决的问题更严重、更致命。而科学家则经常被描绘成“科学狂人”，他们要么有着疯狂的野心，想利用科学技术控制全世界，奴役全人类；甚至在一些通常不被归入科幻范畴的影片，比如《007》系列、《蝙蝠侠》系列等等，也会出现这样的科学家形象，要么卖身为有着疯狂念头的邪恶坏人服务，要么为了获取新知识不惜跨越道德底线—这种情形在中国公众熟悉的话语中通常被表述为“科学研究没有禁区”。不过在许多中国公众和科学家心目中，这句话往往被从正面理解，而试图用伦理道德来规范科学技术的努力，甚至会被某些科技工作者指责为“充当科学技术发展的绊脚石”，因为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是无条件、无限制的。

　　本文结合一些较为著名的电影作品，给出一个并非完备的初步描述。

　　一、反叛的人工智能

　　还在“前个人电脑时代”，反叛的计算机形象已经出现在经典科幻影片《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1968）中。

　　在人类派出的宇宙飞船“发现者号”上，有一台名为“HAL9000”的电脑—它已经是人工智能了。航行途中“HAL9000”无故反叛，它关闭了三位休眠宇航员的生命支持系统，这等于谋杀了他们，又将另两位宇航员骗出飞船，杀害了其中一位。按照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HAL9000的行为已经明显违背了第一定律。

　　影片《银翼杀手》（Blade Runner，1982）被奉为科幻影片中的无上经典，该片有着多重主题。其中“复制人”（Android）和机器人及后来的“克隆人”都有相似之处。“复制人”的人权是它的主题之一。

　　Tyrell公司仿照人类中的精英研制了复制人，他们只有四年寿命，没有人权，被用于人类不愿亲自去从事的那些高危险工作，比如宇宙探险或是其他星球的殖民任务。但是复制人既然如此优秀，不可能甘心长期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反叛终于出现了。人类政府于是宣布复制人为非法，并成立了特别的警察机构，专门剿杀复制人。受雇于该机构的杀手被称作”银翼杀手”（Blade Runner）。影片中复制人巴蒂显示的高贵人性，以及银翼杀手戴卡本人是不是复制人的谜案，似乎都暗示着复制人反叛的正义性。

　　而在影片《机械公敌》（I, Robert，2004）中，机器人的反叛已经变成公开的暴动。由于人类采用了“让机器人来制造机器人”的技术，导致那个反叛人类的机器人“克隆”出大批它的追随者。它们最终走上街头，和人类冲突起来。影片结尾时，没有出现任何人类，却是出现了一个救世主式的机器人，统帅着广场上无数的机器人，这暗示着什么呢？是在暗示一个由机器人统治的未来世界？

　　二、“瓶中脑”的噩梦

　　影片《银翼杀手》的第二个主题稍微隐晦一点，即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知道自己所处世界的真相？《银翼杀手》中关于记忆植入的情节已经涉及这个主题。在后来的《十三楼》（The Thirteenth Floor，1999）、《黑客帝国》（Matrix，1999～2003）等影片中，这个问题得到了更集中、更直接的表现和探讨。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所谓的“瓶中脑”假想问题—假设一具大脑存活在一个有营养液的瓶中，大脑的神经末梢与一台计算机连接，在计算机输入的信号作用下，大脑仍然有着一切“正常”的感觉，那么这个大脑怎么能分辨自己究竟是一个“瓶中脑”还是一个正常人的大脑？

　　这个“瓶中脑”问题，在科幻影片中有一个逐步发展的形态。起先是向人脑中植入芯片，以便改变和控制人的思想。

　　在影片《复制娇妻》（The Stepford Wives，1975）中，一群苦于妻子不贤惠不温柔的丈夫们，聚居在一个小镇上，他们秘密复制贤惠温柔的妻子，然后过着幸福的生活。到了2004年版的同名翻拍片中，“复制娇妻”的手段有所交代—就是在妻子们的脑中植入芯片。最后众妻子反抗，反将众丈夫脑中植入了芯片。影片结尾时，众妻子重新做回女强人，她们的一众“上海丈夫”则乖乖在超市购物，商量着怎样讨好自己家中的河东狮子。

　　在人脑中植入芯片的另一种想象，见于影片《最终剪辑》（The Final Cut，2004）。未来世界，可以在婴儿出生时将一个芯片植入其脑中，该芯片可以记录此人一生的活动。影片中街头到处都是关于这种芯片植入的广告，已经有5%的人在使用这种芯片。

　　从“芯片植入人脑”，再经过“虚拟技术”，就可以直接过渡到“瓶中脑”问题了。

　　影片《十三楼》（常见中译名有《异次元骇客》、《十三度凶间》等），堪称虚拟技术、虚拟世界的经典作品。影片先在虚拟的1937年的洛杉矶展开故事，这个虚拟世界是20世纪90年代开发的，而20世纪90年代的“真实”世界也是一个心理变态的科学狂人在2024年开发的。在结尾处，影片暗示了公元2024年的洛杉矶也是一个虚拟世界，它上面至少还有一层世界。那么这样一层一层虚拟上去，何处是尽头呢？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会不会也是“更上一层”的世界所设计的虚拟世界呢？

　　到了科幻影片的巅峰之作《黑客帝国》系列中，“瓶中脑”问题以前所未有的震撼形式表现出来。影片中的“母体”（Matrix）比《十三楼》中的“洛杉矶1937”更上层楼，它已经是虚拟的整个世界。那么，真实世界究竟还有没有？它在哪里？也许真实世界在《黑客帝国》三部曲中就从来也没有出现过。

　　在《黑客帝国》中，人是什么？是由机器孵化出来的那些作为程序载体的肉身，还是那些程序本身？什么叫真实，什么叫虚拟？……所有这些问题，全都没有答案。只要我们承认Matrix存在的可能性，我们就再也无法确认我们周围世界的真实性了。

　　三、技术值得信赖吗？

　　许多美国人可以说是“技术至上主义者”。在20世纪50年代的科幻电影中，就能看到这样的观念，例如影片《地球停转之日》（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1951—2008年已有同名翻拍片，故事情节改变很大）。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的：他们崇尚技术（在科幻电影中，往往通过钢铁、机械、电气、能量等等方式来象征和表达），并且认为只要自己掌握了超过别人的技术，就有资格制定、宣布秩序和规则。他们喜欢自任世界警察，这种情结在许多好莱坞电影中都有反映。《地球停转之日》中的机器人戈特，就是美国心目中的世界（宇宙）警察，这样的警察以强大的力量来维护美国人心目中的所谓正义。

　　但是，对技术的质疑，如今已经是好莱坞科幻影片的主流。

　　著名的影片《巴西》（Brazil，1985，中译名有《异想天开》等）是“反乌托邦”纲领下的重要作品之一，其中对技术的质疑颇具黑色幽默风格。

　　影片中假想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已经高度机械化、自动化了的社会，然而，影片通过对场景和道具的精心安排，让人同时感觉到这些机械化、自动化又是极不可靠的，它们随时随地都在出毛病，出故障。所以《巴西》中出现的几乎所有场所都是破旧、肮脏、混乱不堪的，包括上流社会的活动场所也是如此。

　　在能够表现出对技术的不信任感的影片中，《虎胆龙威IV》（Live Free or Die Hard，2007）特别值得注意。影片中的故事说，几年前美国国防部曾聘请托马斯·加百列为软件工程师，加百列（Gabriel，是《圣经》中天使长—就是向圣母玛丽亚预告耶稣降生的那个天使的名字）是电脑天才。“911”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建立了一个安全控制中心，用来备份国家所有的财政信息，只要国家安全系统受到袭击，所有财政信息，包括银行储备、国库备用金、公司资料、政府资金—也就是全美国的财富，就会自动下载到该安全中心的一个服务器上。结果恐怖份子策划实施恐怖行动，让安全控制中心启动下载程序，而他们已经控制了那个服务器，此刻通过向国外银行转账，转眼就可以将美国国库洗劫一空！

　　影片强调的是：过度依赖技术是危险的。如果坚决站在技术主义立场上，辩解说这只是技术不够完善之故，那仍将很难面对另一个问题：技术无论怎样完善，最终总要靠人去操控。技术被用来行善还是作恶，最终总是取决于某些个人的道德和忠诚，而这种情况下所涉及的人数越少，风险就越大—当人数少到只有一个人时，这个人就会被引诱着来扮演上帝或魔鬼的角色。加百列就是如此。

　　四、技术中有恶吗？

　　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无恶也无善，关键在于什么人用它来干什么事。这种想法实际上非常简单幼稚，经不起稍微深入一点的追问。一些初看起来完全美好的技术，也可能导致“恶”的后果。一些科幻影片中对这一问题有所思考。

　　名声很大的科幻影片《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2002），是一个未来世界的“诛心”故事。想象在公元2054年的华盛顿特区，“谋杀”这种事情已经有整整9年没有发生过了，因为犯罪已经可以预知，而罪犯们在实施犯罪之前就会受到制裁。司法部有专职的“预防犯罪小组”，负责侦破所有犯罪的动机，从间接的意象到时间、地点和其它的细节。这些动机由“预测者”（他们能够预知未来的各种细节）负责解析，然后构成定罪的证据。在这样的制度下，公众已经没有任何隐私可言，因为一切言行都在监控之中。

　　影片让“预防犯罪小组”最忠诚的精英安德顿也被侦测出有犯罪企图，来揭示这种侦测技术的邪恶。安德顿自己当然知道自己是无辜的，但是“犯罪预知系统”不是从来就可靠无误的吗？如果他真的无辜，那又怎能保证以往由这个系统对别人作出的定罪全都正确呢？于是安德顿只得在对所有公民都严密监控、毫无个人隐私可言的城市中逃亡，并设法洗脱自己的罪名。影片借此提出了几个严重问题：

　　这种无视公众隐私权的所谓“犯罪动机预测”技术能不能信赖？根据动机给人定罪是不是合理？能不能以“预防犯罪”为理由侵犯公众隐私？如果允许以“预防犯罪”为理由侵犯公众隐私，则是公众的权利尚未被犯罪侵犯于彼，却已先被“预防犯罪”侵犯于此了，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即使是看起来完全没有“恶”的技术，也未必适宜在任何时候问世。例如影片《链式反应》（Chain Reaction，1996）中的故事说，芝加哥大学的一群科学家，搞出了一种全新的能源技术，能够从水里提取出无穷无尽廉价而又环保的燃料—简单来说就是美国版的“水变油”。不料正当这些科学家沉浸在“一朝成名天下知”的喜悦之中，打算向外发布新闻时，一群蒙面杀手从天而降，杀死了这些科学家，炸毁了整个实验室。

　　杀手是一位和中央情报局暗中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神秘人物香农博士派出的，他这样做的理由是：现今社会的能源支柱是石油，如果“水变油”的技术一公布，所有的石油产业一夜之间就会倒闭，美国股市就会崩盘，金融体系就会瘫痪，整个社会就会陷于骚乱！所以现在搞出这个技术，它究竟是造福我们社会，还是祸害我们社会？

　　在好莱坞电影中，CIA、FBI之类的机构，通常都是唯科学主义的代表，然而在《链式反应》中，CIA暗中派出的香农博士，却是一个赤裸裸的、甚至可以说是很极端的“反科学主义者”，他为了阻止不适当的新技术过早问世，竟不惜杀人放火。

　　还有一些想象中的技术，我们在未经思考时会认为它们当然是好的，而实际上很可能非常有害。比如“预测未来”技术，就是如此。许多当代的科幻作品思考过“预测未来”这一技术之恶。

　　好莱坞影片《记忆裂痕》（Paycheck，2003，中文或译成《致命报酬》）的故事中，电脑工程师詹宁斯在为万莱康公司工作时，看到了极为暗淡的未来，包括核灾难。为此他在那台能预见未来的机器芯片中安放了病毒，使得机器在他离开后无法正常运转。詹宁斯认为：“预测就象创造了一个人人都逃不掉的瘟疫，不论预测什么事，我们就会让它发生。”他断言：“如果让人们预见未来，那么人们就没有未来；去除了未知性就等于拿走了希望。”因而他认为万莱康公司制造预见未来的机器实属邪恶之举。

　　相信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种信念从表面上看是“中性”的，因为技术本身似乎就是中性的—好人可以用技术来行善，坏人可以用技术来作恶。其实不然，有些技术本身就像魔鬼，它们一旦被从瓶里放出来，人类对它们有了依赖性，明知它们带来的弊端极为深重，却已经“请神容易送神难”。农药、手机、互联网，哪个不是如此？我们今天对这些东西哪个不是爱恨交加？

　　五、科学家是圣人吗？

　　好莱坞科幻影片似乎从来不以塑造科学家“崇高形象”为己任。除了塑造“科学狂人”这种脸谱化的坏人之外，科幻影片中对科学家还有种种不敬之处。

　　影片《IQ情缘》（I.Q.，或译《爱神有约》，1994）是一部从多个角度对科学家进行揶揄调侃的作品。

　　20世纪50年代，爱因斯坦、数学家哥德尔、物理学家波多斯基，以及一位可能是编导杜撰出来的科学家李卜克内西，四位世界级的科学大佬，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过着游手好闲、悠闲自在的生活，享受着世人的供养和尊崇。爱因斯坦有一位侄女凯瑟琳和他生活在一起，凯瑟琳的未婚夫是一位走在科学界阳关大道上的“有为青年”莫兰德博士。但四位大佬都不喜欢他，经常取笑他的研究，说他“只在老鼠的生殖器上做功夫”，还去他的实验室捣乱。后来他们联手暗中帮助一位年轻的汽车修理工艾德追求凯瑟琳，为此不惜替艾德捉刀代笔，甚至帮他舞弊造假。

　　这样的影片很容易被我们认为是丑化科学家，是鼓吹造假，鼓励作弊。但是这样来看这部影片就未免煮鹤焚琴了。四位大佬为何要全力帮助艾德追求凯瑟琳？是因为他们一致认定这两人之间“有真正的爱情”。这种认定当然不可能从科学上得到证明，它属于价值判断，但因此也就无可非议了。至于四大佬帮助艾德“造假”，也不无辩解的余地。知识产权也是可以赠与的，四大佬自愿为艾德捉刀，就是将这篇论文的知识产权赠与艾德。在西方，试图消解科学过度权威的反科学主义思潮早已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上盛行多年，在这样的背景下看这部影片，四大佬的种种胡闹也就不足为奇了。

　　著名科幻剧集《星际战舰卡拉狄加》（Battlestar Galactica，2003），是讲述人类和外星文明塞隆殊死斗争的史诗作品，其中有一个贯穿全剧的科学家形象博塔博士。他虽被总统任命为科学顾问，却被塑造成一个轻浮小丑。那个金发塞隆美女时时刻刻纠缠着他，用无限的情欲诱惑着他。后来塞隆帮助博塔博士竞选总统获胜，博塔沉溺酒色，朝政荒废。当塞隆再次大举进攻时，人类舰队溃不成军，博塔居然代表人类政府向塞隆投降。

　　另一部曾经被引进中国大陆公映的好莱坞影片《摩羯星一号》（Capricorn One，1978）中，科学家扮演了更加不光彩的角色。影片的故事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因为航天项目耗费了巨额国币却一直没有什么成果，越来越难以向国会和公众交代，于是首席科学家决定弄出一个大大的成果来让世人震惊。他设计了载人飞船登陆火星的行动，而这次行动其实是一个惊天骗局。他要求三位宇航员在未来的8个月里，在一个沙漠里的秘密基地中，向全世界扮演“摩羯星一号”登陆火星的“实况转播”！他对宇航员们说：“如果你们揭露真相，美国人民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相信了’—因此即使为世道人心着想，你们也应该跟我合作。”在首席科学家的威逼利诱之下，三名宇航员不得不和首席科学家合谋。他们共同将一个弥天大谎持续了8个多月。在此过程中，全美国、全世界都不断从电视上看到三位宇航员飞往火星、在火星成功登陆、又顺利开始返航的“实况转播”……

　　又如2017年的剧集《炸弹追凶》（Manhunt Unabomber）是依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已经不是幻想作品了，其中的主人公泰德·卡辛斯基是一个科学天才，他为了传播他的思想性论著《工业社会及其未来》，不惜多年策划实施连环邮件炸弹。虽然他的思想确有可取之处，但以恐怖主义手法来帮助传播，毕竟有违正义。

　　值得注意的是卡辛斯基在《工业社会及其未来》中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家的反思，例如他认为：“一些科学家声称，他们的动机是‘好奇’，这种说法是荒唐的。……科学家的动机既不是好奇心也不是有利于人类的愿望，而是体验权力过程的需求。”他由此断言：“科学的进军是盲目的，无视人类的真正福祉或其他任何标准，只服从科学家以及提供研究经费的政府官员和公司主管的心理需求。”卡辛斯基的这些观点，和在西方已经相当流行的反科学主义思潮显然是相通的。

　　上面这些影片的例子，并非作者刻意选择的结果。事实上，要想在当代好莱坞科片中找到相反的例子非常困难。作者曾多次在科幻主题的演讲提问阶段鼓励听众提出反例，但从未有人成功提出过。作者勉强能找到的一个，也许是《火星救援》（The Martian，2015），但那实际上几乎可以说是一部NASA的宣传片。

　　科幻影片中的故事，虽然还不是真实的事情（有些正在越来越接近真实出现，比如人工智能）；好莱坞的编剧和导演们，一般来说也不是科学技术和科学家的敌人。但是，通常极力鼓励在创作上与众不同的西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作品不约而同地塑造着科学技术和科学家的负面形象？而且，西方科学家们面对这些“诋毁科学”的好莱坞影片，似乎也没有提出过什么严重的抗议—如果在中国，这样的抗议几乎肯定会出现。这些现象显然都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本文仅限于将问题提出，提供答案则还需俟诸异日。

原载于《科学与社会》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