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说明我本人有多厉害，而是国际数学界对中国数学的认可。”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数学会理事长袁亚湘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一如既往是个“乐天派”。他感叹，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实力不断增强，科学家参与国际活动越来越频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提升。“国际组织在选拔负责人时自然要考虑中国。”

　　　应用数学位列世界先进 

　　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联合会是应用数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性组织，我国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应用数学赶上了发展的大好时代，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工业应用，都处于国际第一梯队。”袁亚湘说。

　　这种自信源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工程技术以及自然和社会科学学科等高速发展，催生了对应用数学的巨大需求，加速了其发展进程。

　　此外，一大批中青年应用数学家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广受认可。他们越来越多地受邀在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大会等高水平国际会议上作大会报告。国际高水平应用数学杂志基本也都有我国数学家担任编委。

　　　基础数学需“特别施策” 

　　然而，数学界一致认为，我国虽是数学大国，距离数学强国还有一段距离。“我国基础数学虽有一批优秀的青年数学家，但总体研究现状依然非常严峻。”袁亚湘直言。

　　当前，我国科技实现了“上天、入地、下海”，进步之快速为世界惊叹。但在袁亚湘看来，进步大多集中在技术上而非科学。“我们常说的‘卡脖子’技术，表面是技术问题，但归根结底都是科学问题。过去我们的‘科学’太少了，尤其对基础科学研究不够重视。”

　　事实证明，基础研究实力的强弱，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高低。但基础研究具有长期性、复杂性、不可预见性等特点，有时十年、百年甚至更久才可能“有用”。比如197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数学家阿兰·柯马克创建的数学理论，10年以后在医学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日本如今的制造业强国地位得益于数十年对基础研究的重视，这从该国21世纪以来共斩获19个诺贝尔奖得以窥见。

　　袁亚湘指出，明天的技术源于今天的科学，而当前我国整体环境有些急功近利。“如果只注重技术本身，甚至为了尽快得到‘有用’的技术直接‘抄’国外，也许我们能解决当下的‘卡脖子’问题，但20年后，仍会被新问题卡住脖子。”

　　在袁亚湘看来，对数学、物理等纯基础研究需“特别施策”，原因在于它们有自身的特殊性，往往不适合组织大团队、不宜写出明确的研究目标和技术路线，通常很难得到大项目的支持。而在项目管理上，科技政策、评价考核等套用搞工程的方式，科研人员常因填各种表格而被占用大量时间。

　　“应让科学家有2/3的时间用来好好做研究。诺贝尔奖得主都不是被考核、被评估出来的，要相信我们的科学家，成果水到渠成就有了。政策制定者应有耐心、沉得住气，并在体制机制上有所改变。”袁亚湘说。

　　　基础研究科学家是战略储备资源 

　　前不久，网络上有人“质疑”：纯数学研究不需要仪器设备，为何需要那么多经费？

　　“纯数学研究的确不需要买设备，但数学科学工作者也需要养家糊口。在当前体制下，科研人员个人待遇是与课题经费挂钩的。另外，纯数学研究更多的是学术交流，尤其需要与国际上最顶尖的大脑进行思想碰撞，这是纯数学在经费使用上与其他学科不同的地方。”袁亚湘坦承，奉献精神需要倡导，但每代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一样，如果大家都认为学数学收入少、做工程技术收入多，又如何说服更多人从事数学事业？

　　“最主要的问题不是经费多少，而是花钱方式，目前条条框框太多。”他指出，经费问题应实事求是，让所在领域的科学家评判需要多少、该怎么花，给科学家宽松的环境、体面的生活。“数学家需要‘养’，包括他们在内的基础研究科学家是国家的战略储备资源。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纯粹的基础研究科学家，是没有前途的。”

　　近年来，袁亚湘在不同场合奔走呼吁“加强基础研究的支持”、对现存问题大胆发声，也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职务。这与他热心、“乐天派”的性格，雷厉风行、高效的做事方法分不开。

　　履新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联合会主席的袁亚湘将会更加繁忙。他需要为推动各个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工业与应用数学的发展尽心竭力，除了日常管理工作，更要为四年后在日本举行的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大会做好充分准备。

　　“能为学科发展做一些事情，很有成就感。”袁亚湘说，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担任重要职务已成趋势，这也要求更多的科研人员做好准备，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组织的活动，在国际上取得更多话语权。“只有这样，我国学者的成果才会得到更公平公正的对待，得到应有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