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智力优势开展社会服务

　　记者：民盟与教育界、科技界有着天然密切的联系，尤其是您的经历使得您带领民盟发挥这方面特色独具优势，在您上任之后，民盟在发挥党派特色，履行参政党社会服务职能上，开展了哪些工作，发挥了哪些作用？

　　丁仲礼：我们民盟盟员主要集中在文化、教育、科技界别中，在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各项职能的同时，换届以来，我们还在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工作。

　　一是继续助推贵州毕节、河北广宗、四川遂宁、重庆彭水等地脱贫攻坚。在贵州毕节建立了民盟专家顾问组，在生态保护、山地旅游等方面开展调研和技术咨询；多地省市民盟组织在对口帮扶地区建立了专家工作站，开展了科技下乡活动。

　　二是继续做好“农村教育烛光行动”“黄丝带帮教行动”“明眸工程”等特色品牌活动，并致力于吸引、带动社会多方资源参与其中。

　　三是协调组织盟内医疗卫生界专家及社会力量，推动欠发达地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多次开展“民盟名医大讲堂”活动，并组织发达地区知名医院中的民盟组织开展对口医疗帮扶。如在贵州建立黔西南名中医工作室，携手西门子医疗器械公司开展医疗设备捐助活动等。

　　四是积极开展教育扶贫。组织教育发达地区教师到贫困地区开展教师培训，贫困地区校长到东部地区跟岗锻炼，协调新东方教育集团等在毕节、广宗等地开展双师课堂教学，以及北京四中网校优质教育教学资源捐赠等活动。

　　关注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人民关心的实际问题

　　记者：在您担任民盟中央主席任上，在推进民盟自身建设方面，有哪些新的目标、新的任务？您将如何带领民盟，将科学研究中严谨务实求真的作风，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坚实力量？

　　丁仲礼：民盟的自身建设目标，说到底是要成为新时代合格的参政党，要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坚持、发展、完善历史进程中，在协商民主的平台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上，能切实作出高质量、有水平的贡献，能真正达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坦率地讲，民盟同志要成为执政党的好同事是相对容易的，这只要我们有追随者、拥护者的身份自觉即可；要成为好帮手也可能不太难，因为我们参政的同志一般都在各级组织中扮演副手的角色，只要我们与执政党的同志坦诚相待，发挥好自身优势，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应该能起到好帮手的作用；这里最为困难的角色是好参谋，好参谋需要有眼光、有战略、有切实可行的设计与建议，而这些是我们“议政”之必需，同时也是我们的短板。自我接任民盟中央主席以来，深深感到在优秀人才主要集中在执政党的现状下，要把民盟建设成为合格的参政党，任务还十分艰巨。

　　好在民盟七十几年来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不少优良传统，比如“关注民生、奔走国是”“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不调查就不发言”等等，这些传统同我们民盟前辈中的很多人都经受过科学研究的严格训练，从而养成了求真务实的作风有关。对我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带领我们民盟中的骨干，努力把民盟老一辈的优良传统继承好，并发扬光大，紧扣国家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做好调研，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从顶层设计入手发挥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充分认识创新是第一动力，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着力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您认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需从哪些方面着力？

　　丁仲礼：我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可简单地分为公共财政资助为主的和民间投资为主的两大研发实体，仅从从业人员数量看，估计已经是全球第一了，因此，如何充分发挥其整体效能，服务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该是当下值得深究的课题。

　　如果要从科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来提升我国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我个人认为应该主要在公共财政资助为主的国立研究体系改革上做文章。这个体系可进一步分为五大方面军，一是高校系统，二是国防科研系统，三是国企研发机构，四是部委的研发机构（包括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中国科学院），五是各省市地方的科研单位及科技服务系统。从国家统筹的角度出发，我个人认为首先应该明确两件事，一是各个方面军的主体定位和核心使命，二是国家作为资助人，如何对各个方面军做定期考核和评价。

　　毋庸讳言，目前这五大方面军之间的连接是不够紧密的，甚至存在各自为政、包打天下的现象，这同我们顶层设计做得不够到位有关。当然顶层设计也必须同具体操作层面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比如说在科学前沿上的自由探索，就应该以水平较高的研究型大学为主，再加上中国科学院内基础性特别强的一部分研究所，而一般性大学和部委的研究机构，应该更多地把力量放在技术研发领域上，放在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贡献上，如果要做出这样的调整，公共财政的资助体系就必须与之配套。

　　提升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需要从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上做好文章，同时又要避免行政力量过多干预科研工作的现象出现。

　　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

　　记者：人才培养也需与时俱进，您认为当下培养创新型人才、建设科技人才队伍，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丁仲礼：这个问题，社会各界已经讨论很多，概括起来，还是有利于人才成长，有利于专心致研的环境建设问题。所谓环境，又可以简单地分为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我们在科研的制度环境建设上确实还有不少事情要做，比如大家经常谈到的评价体系问题。评价代表了激励，代表了价值取向，的确是基础性的制度安排。现在我们的评价体系有些偏颇，一方面有激励短平快成果产出的倾向，另一方面有重数量而轻质量的倾向，这就不利于年轻科技人才瞄准重大科学问题，去进入“无人区”做探索，当然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性成果或从零到一的成果就很难产出。

　　制度环境还牵涉到不少操作层面的具体规定与做法。比如说我们的资助体系就有不少问题，很突出的一点是经常性经费与竞争性经费的比例。经常性经费代表了稳定资助，竞争性经费需要争取。目前，对许多科研人员来说，经常性经费太低，这就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去争取经费，专心于研究的条件就不存在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在具体做法上有不少地方需要做出改变，甚至是颠覆性的改变。

　　说到文化环境，这需要科学共同体来共同建设，根本还是在科学品位、科学眼光上形成“往上走”的氛围，而不是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只有浸润在一个高品位的共同体中，创新人才才能真正涌现。

　　科学家要以科研成果报效祖国

　　记者：光明日报始终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您从科学家到党派主席，如何理解知识分子、特别是科学家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这方面，对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您有哪些建议和嘱托？

　　丁仲礼：具体到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科学家，其主要的社会责任，无疑在于如何以其科研成果报效社会。科学是无国界的，这意味着好的科学研究成果是可以造福全人类的，能做到这一点，当然是科学家的最大幸福。我们同时又说，科学家是有祖国的，这又意味着科学家需要为其祖国承担应有的责任，这对科技水平相对较低，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来说，更是如此。

　　我们还应看到，国家与国家之间，或国家集团之间，是有竞争的，这种竞争有时候甚至是非常残酷的，而其竞争的核心战场又在科技上，这就更进一步说明科学家的一个重要社会责任是提升其所服务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我个人认为，对我们这样的在西方国家眼里比较“另类”的国家来说，我们的科学家更应该勇敢地承担起这样的社会责任，由此来证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优秀。

　　年轻人永远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对我们这样科技实力还不够强大的国家来说，对年轻科技人才的希望就会更加殷切。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对青年科技人才的整体支持还不够大，对这个庞大群体的成长还需要做不少“雪中送炭”式的工作，但不管如何，国家对科技的重视、对青年科技人才的重视正在逐步提升，因此希望年轻人能站在历史的高度明白自己的社会责任，能为我们国家的科技实力实现历史性跨越作出贡献。